1946年上半年，天津中央银行成立交换课，同时筹备成立票据交换所。卞喜孙又派我去交换课工作，帮助交换课主任华善昌筹备成立票据交换所。
经几个月的筹备于1946年春才成立交换课，同时成立票据交换所。原先少数银行、钱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账户，要由营业课移至交换课办理；各行庄在中央银行尚未开立存款账户的，都要开立存款账户。当时天津私营银行、钱庄共一百五六十家，统统由交换课记账，业务是很繁忙的。为了便于工作，原在交换所工作的车成汉等四人，都由中央银行录用了，仍负责办理票据交换所具体工作。从此，中央银行把天津市行、庄的全部存款抓在手中，起到了全市行庄头寸余缺调度作用。交换课的主任华善昌，原系汉口中央银行营业主任，到津行主管交换课。
那时钱庄头寸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交换补差额几乎每天都有。按规定必须在当天下午4点前补齐，否则就要受处分，轻者停止交换几天，重者取消交换资格，这对银钱业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大事。打通交换课的关节，对交换补差时间，向同行业拆款补差额上都可有所照顾，因此银钱业都想方设法拉拢华善昌，尤其是那些经常需要补差额的钱庄更甚。
初时，主要是请吃喝。按请客行庄排好的顺序，全课人马坐着公家的汽车，每晚出入各大饭庄。以后，逢年过节时银钱业争相送礼，用三轮车运送各色礼品。华欲娶小老婆，某一钱庄就代为撮合，并为之操办住房、家具，一应俱全。
华善昌对有关系的钱庄，如万华、敦昌等的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了。当他们遇有交换差额不足时，华即派人找到账上有余款的行庄，通知缺头寸者去借，有时竟然亲自出马联系。华大权在握，可以命令行庄关门，谁敢违命不从？当时一些钱庄就是因为找到了这样一座靠山，放心大胆地去做投机生意，不用担心补不上差额，牟取了暴利。
日本投降后，南京政府对沦陷区的银行和钱庄（或银号）做出规定：凡是七七事变以前开业，并领有财政部营业执照的，仍准许继续照常营业，可以办理申请复业；凡是在敌伪时期新开业的银行、钱庄，一律关闭停业，吊销执照。
提出申请复业需呈文递交南京财政部，经疏通行贿才能得到批交天津中央银行检查课复查上报的批示。检查课根据南京财政部的批示，下去进行复查。复查的主要内容为提出申请人是否真是原股东？新增的股东是哪些人？董事会的组成是否合乎法定手续？股本是否凑足并存在中央银行？营业地点是否相宜等。财政部根据检查课复查的报告，认为一切合格，才批准复业。(www.xing528.com)
当时天津钱庄业的业务，随着市面上物价毛荒和投机倒把活动风行，许多人想从事钱庄业，因而出现了老执照倒底之风，不少人利用原股东的名义提出申请复业（当时被人们称之为“借尸还魂”）。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总要千方百计拉拢下去的检查课人员，请他们不要挑剔，马虎让他们复查合格。结果停业多年的老字号，如汇记钱庄、北平商业银行天津分行等都被批准复业了。
1946年，南京财政部通令全国调整私营银行、钱庄资本，规定银行资本法币5000万元以上，钱庄资本至少3000万元以上；一律按照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成立董事会；银号一律改称为钱庄。天津中央银行检查课当然要下去检查一番规定执行情况。
当时天津私营银行有四十余家，大都是分行，其增资办法按规定由总行所在地统一办理。钱庄有一百一二十家，增资对他们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那时钱庄普遍都有后账，都囤积一些实物来保住资本购买力免遭损失。这次增资除个别钱庄如致昌、颐和等后账因东西少拿不出来而由资方另外筹集增资外，其余大都由后账设法变现，分配至各股东名下凑足法币3000万元。检查课人员下去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钱庄负责人总要招待一番，通过人情关系也就顺利通过了。
关于检查私营银行、钱庄非法经营问题，那更是掩耳盗铃了。那时国民党政府穷兵黩武，内战迫在眉睫，军政费用浩繁，法币大量出笼，物价直线上升，法币濒临崩溃边缘。各银钱业几乎每家都有后账，尤其是钱庄。有些钱庄存放款都设两套账，每天收付金额很大，实际存款余额甚少，并且经常出现交换差额。所有这些反常现象都足以说明经营上有违规行为。中央银行检查课不时下去检查，但我还没听说过曾把哪个行庄违法经营的事实查出来，予以处理。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在暗地里早已疏通好了，下去不过是走走过场，自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难怪在1948年底天津解放前不久，检查课的端木锡洪结婚，典礼设在中街利顺德饭店，宾客盈门，多送厚礼，银钱业老板们的“包月车”排成长队，交通几乎堵塞。以后有人向南京告密，财政部也曾派人到津调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天津重庆道的津南里，是当时中央银行职工宿舍，逢年过节，拉送礼品的三轮车常进进出出。
总之，中央银行在二次复业后，有一部分职员的作风很坏，什么吃回扣、受宴请、受礼、讨小老婆，最后到抢购黄金，闹得乌烟瘴气，使中央银行的声誉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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