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沦陷。日军在天津英法租界四周设置铁丝网，实行封锁，盘查行人。租界虽尚未被日军接管，但已成孤岛。中央银行虽是国民党政权的金融机构，但由于它设在租界内，幸免于难，仍可勉强开门营业。由于形势险恶，当时天津中央银行尚缺一位副经理，总行中无人敢来津任职，经卞肇新推荐，由会计主任俞丹榴接替，会计主任一缺，由南京分行会计主任周瀚担任。
那时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中央银行总行，还没有撤往重庆，津申之间电信往来照常；津中央银行的海关收税处，长芦盐税等国库收入照常征收；一般存放款业务和银钱业的往来照旧进行。由于时局关系，工商业凋敝，南北交通受阻，人心惶恐，银行业务日趋萧条。行内职工陆续撤离到南方，尤其是南方人走的更多，人员由60余人减为30余人。
1938年，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在津成立。海关税收处、长芦盐税都被拿走，中央银行的海关收税处只好撤销，国库课的业务只剩下代付公债本息。
此时，外国游客甚少，买卖外汇业务大减，不久汇兑课也被撤销，归并营业课。(www.xing528.com)
伪联银成立以后，发行伪联银券。敌伪当局规定中国地和日租界一律使用伪联银券。市民手中的法币准予和联银券等价使用，照常流通；但敌伪机关收付款项，一律使用联银券，不得用法币。银行、钱庄对客户存款按法币、联银券分别立户，存入什么钞票支取什么钞票。以后敌伪加强控制，法币不准在中国地和日租界流通，各行、庄也不再收受法币存款，但在英法租界内法币尚可使用。再后，法国战败，日军接管法租界，法币在法租界也停止使用。虽然法币在津的流通逐步被打折扣，而上海仍照往常使用法币。天津商人利用津申中央银行之间仍通汇这个条件，大量往上海信汇，从上海提取法币。起初津中央银行对此并不限制，但此举来势甚猛，人们排队汇款，一时间造成了上海支付困难，不得不规定每笔限汇2000元，继而又改为1000元、300元，最后定为每人限汇100元，每天只限10人。
由于法币逐渐不准在市面上流通，中央银行的汇款虽然照常收付法币，但本身的开支却不能使用法币，职工的薪俸都支付联银券，否则买不到东西。为此，上海总行每月通过中国国货银行（宋子良主办，“小四行”之一）汇款来津。天津中央银行在中国国货银行天津分行开立户头，通过支票提取联银券来支付银行职工的薪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业务少得可怜，每日下午4点钟左右，门前就阒无人迹。天津中央银行的招牌虽然还挂着，但已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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