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封建地主政权改为重建封建地主政权的过程

刘秀所建立的政权既称“汉”，当以刘邦所创建的西汉王朝继承者自居。所以其统治制度，大体均沿袭西汉旧制。不过，由于历史的发展，事实已经暴露西汉政权许多制度和措施，并非十分理想。故在东汉建立之初，曾采取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做法。这些改变表明：东汉封建统治者善于吸取历史教训，以巩固地主阶级政权，也反映封建政权在重建过程中，专制主义的统治在不断地强化。

高秩厚禄允答元功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开国皇帝往往遇到如何安置一同创业打江山的功臣问题。因为夺取天下时，多是群雄逐鹿，领袖人物只是在众多首领中逐渐涌现出来的，在推翻旧王朝的过程中，各路军事力量或不相统属，或势均力敌，而取得天下以后，只能有一人当皇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要将最高的权力归于皇帝一人。于是，在皇帝和功臣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复杂起来，不是“敌国破，谋臣亡”就是功臣尾大不掉危及皇权。西汉初，刘邦为安抚各开国功臣，就将大片土地和重要权力分给功臣，大封诸侯。不久，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就威胁了皇权。于是，刘邦又不能不以极残酷的手段，费去十余年工夫，逐个锄掉这些诸侯王。昔日的功臣，一个个成为阶下囚。刘秀在重建地主政权之时，已注意到这一历史教训，在战争结束之后，首先注意到妥善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他采取与刘邦迥然不同的做法：

首先，刘秀对大小功臣均“优以宽科，完其封禄”（《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给其优厚礼遇，如开国功臣“云台廿八将”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等不仅个个封侯，而且宠赏有加，如刘秀拜李通为大司空，又封通少子雄为召陵侯；封王常为山桑侯，还经常在群臣面前提起“（王常）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示以不忘其功。有的功臣谢世，刘秀还亲临吊唁（《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表示哀悼。平时，刘秀同各个功臣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宴饮欢笑无所拘束。如有一次刘秀在宴会时问各大臣：你们如果不跟我起事，自度能取得何等爵禄？邓禹先回答说：我可以当郡文学博士。刘秀说：你太谦虚了，凭你的“志行修整”至少能当功曹。其他大臣也一一回答，轮到马武时，他回答说：我可以当捉拿盗贼的尉。刘秀笑着说：你岂能当尉？只要不当盗贼被亭长捉住，就差不多了。这种亲昵的玩笑，反映了君臣之间的融洽关系。刘秀对于功臣的小过，只要不犯刑律，常常不加计较，如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不仅对马武如此，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这样，就使多数功臣对光武帝刘秀心悦诚服，感恩戴德，很少有像西汉初年的功臣那样人人自危。

虽然刘秀对开国功臣如此优宠，但当战争结束后，他十分果断地采取了以下两个措施：（一）“不欲功臣拥众京师”（《后汉书·冯岑贾列传》），使拥有重兵的功臣均远离首都。领有重兵的冯异、岑彭、耿弇、王霸等长期在外地或边境。如王霸仅“在上谷”就有“二十余岁”（《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这不仅为了继续发挥武将的作用，更重要的则是使这些拥有重兵的将军远离东汉政治中心，即使为患也不致发生全国性影响。（二）对功臣“不任以吏职”（《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东汉初年大多数功臣都以列侯奉朝请，但刘秀不让他们参预政治。当时开国功臣二三十人，“侯者百余”，而能够参议国家大事的仅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而已，多数功臣则“委而勿用”，优游享乐以度天年。刘秀这样做，一方面防止功臣任吏职而堵塞进贤之路，避免因功臣据要津“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功臣任吏职而不能胜任，使皇帝不好处理的难题。因为皇帝对功臣“直绳则亏丧旧恩，挠情则违废禁典”，深浅都不是。不让功臣参政的结果，除对加强皇权有明显好处外，对于功臣也是最好的处置。因为“高秩厚禄，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功臣无职无责就使他们既减少违法犯禁之机会，也杜绝了他们因权势膨胀而滋生的野心。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有效的。东汉的功臣没有一个像西汉的韩信、彭越等一样的下场，而皆“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以上引文皆自《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将功臣妥善安置，这是东汉政权重建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项措施。

外戚后党不得与政　西汉末年吏治腐败，很大程度由于外戚干政。刘秀在东汉政权建立之初，就施行了防止后党外戚干政的措施，规定凡后族、宫戚，都“不得封侯与政”（《后汉书·明帝纪》）。禁令一下，不少外戚、后族皆知守富贵而避权势，以免遭皇帝疑忌，如刘秀之母舅樊宏“谦柔畏慎，不求苟进。常戒其子曰：‘富贵盈溢，未能有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当然，并非所有的外戚都安于“保身全己”，无奈刘秀对他们防范极严，随时提防他们联结党羽干预朝政。所以，有野心者亦不敢有非分之举。如“幼有奇才”“博通群书”的名士冯衍，因交结外戚、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被发现而终不得用，其余宾客“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这次刑罚虽只打击宾客，但也给阴氏及其他外戚以极大震慑，使他们不敢觊觎过多的权势，甚至不敢作非分之想。外戚中的多数人只好表现得知足、谦退以求自保。如建武九年（33年）刘秀欲封阴兴。兴则极力推让说：“臣蒙陛下、贵人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这一推辞，果然被刘秀赞许“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后来，皇后阴丽华问他何以如此自谦，他说：“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这一番话使阴皇后甚为折服“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从此事前后过程看出，刘秀极不愿意见到外戚权势增长，而有意鼓励他们谦退；外戚也早已洞悉刘秀的心理，又无法与之对抗，只好顺水推舟表示谦让。这样，光武帝时代的外戚多不任政事，就连皇亲宗室也很少有干预朝政者，如刘秀之妹婿李通，既以皇亲之贵，又以功臣之尊被任为大司空，指定议朝政。但他也还常称病不视事，刘秀则听之任之。建武二十年（44年）欲以阴兴代吴汉为大司马，兴叩头流涕辞之，“帝遂听之”（《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也就作罢了。由于刘秀有效地防范外戚的权势，所以终光武一代，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这一措施，对稳定东汉封建政权上层秩序有重要意义，因而对专制主义的重建是有极大作用的。

“进文吏”汉光武帝刘秀在剥夺功臣兵权、采取防止外戚干政的同时，为加强和充实统治机构，乃召“天下贤俊”（《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收罗天下文士以充官吏职位。他特别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后汉书·逸民列传》说：“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西汉末年，一些不愿为王莽效力的知识分子，或者避世教授，或者变换姓名，隐居山林，或者托病，杜门自绝，或者不食而死，总之是不图荣华，不仕新朝。这些人具有相当的气节，又对汉政权怀有情感，他们不仅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有的人还拥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并熟悉汉代的典章制度，是重新建立地主阶级政权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刘秀十分注意网罗这一类知识分子。当戎马倥偬之际，他就“尊贤下士”，使“士多归之”（《反汉书·邓寇列传》）。建武三年（27年）“诏书求天下义士”（《后汉书·独行列传》），对于不仕王莽新朝的儒流名士，不遗余力，访求征召。对应征的士人，光武帝刘秀亲接下问，授官任职，恩宠隆异。他还表示十分尊重学术，因而不少士人皆主动效忠东汉政权。《后汉书·儒林列传》说：“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www.xing528.com)

为选择士人充当政府官吏，光武帝刘秀还把自西汉以来的察举制进一步完善化。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六年（30年）诏“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建武十三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一人”。将每年一度的选举固定成为制度。

东汉察举的项目主要是孝廉和茂才。孝廉是由郡太守察举的，自西汉武帝时就已经是岁举，所举大都不是朝廷官吏。茂才本名秀才，东汉避光武讳才称茂才。茂才由丞相御史列侯中三千石及刺史察举，所选举的大都是朝廷的官吏。不过，茂才虽自武帝时就开始诏举，但终西汉一代还是属于特举一类，并不经常。到了东汉，茂才亦变成岁举。这是很大的变革。因孝廉是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茂才数目较孝廉数目为少。但两者性质是接近的。

尽管东汉政府实行察举制度后来发生不少流弊，但当刘秀开始恢复这一制度之初，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从组织上保证官吏的来源。而在这新一代的官吏中，多数人还是具备一定才能的，有的“晓习故事，多所匡益”（《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有的着意民政“所过问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涌现出许多为地主政权所需要的官吏。

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后汉书·光武帝纪》）两者是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退功臣”防止了那些同刘秀一起举事的功臣因权重而跋扈，削弱专制统治；另一方面“进文吏”，因所用的文吏均无军功可恃，也不易对皇权产生威胁。这就既防止功臣干政，保证了皇帝得以独揽大权，又能使官吏在皇帝的统治下为封建政权效力，从而使中央集权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