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汉联合九真郡进攻汉灵帝时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失败后严厉镇压

从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到灵帝光和三年（180年）黄巾起义前，全国各地先后爆发的起义有十五六起。[322]这时期起义的特点是：（一）有更多的义军首领自称“皇帝”；（二）战争进行得更加残酷。其中重要的起义有：

以泰山为中心的几次起义　桓帝时期，泰山地区形成了农民起义的另一个中心，这里连续爆发了多次起义：永兴二年（154年），公孙举、东郭窦在泰山琅邪一带率三万人起义。他们“杀长吏”、“破坏郡县”，活动于青、徐、兖一带，给封建政权以沉重打击，致使东汉皇帝下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后汉书·桓帝纪》），又增加地方常备兵，用软硬兼施的两手仍不能将起义烈火扑灭，“连年不克”（《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到永寿二年（156年）段颎被任命为中郎将，用极残酷的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起义军领袖公孙举、东郭窦和将士万余人被血腥屠杀。

公孙举、东郭窦领导的起义虽遭镇压而失败。但泰山地区的起义烈火并未熄灭，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九月，劳丙又在泰山琅邪一带举起义旗。十一月，泰山的另一支义军在叔孙无忌的率领下杀都尉侯章，与劳丙部会合，两支义军合在一起实力倍增，纵横驰骋于泰山及其附近地区“州郡不能讨”（《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直至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起义才被镇压下去。泰山地区的农民起义风潮前后持续达七年之久。

荆州地区的起义浪潮　桓帝时，南方的荆州地区又成为另一个起义中心。这里爆发的起义有两个特点：（一）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联合；（二）被征发的戍卒与用来镇压起义的人也参加了起义，从而使起义军拥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

桓帝永寿三年（157年）长沙的蛮族起义，占据益阳。与此同时，桂阳的蛮族与以朱达为首的汉族人民联合起义，进攻九真郡。延熹五年（162年）四月，长沙和零陵郡的农民七八千人，进攻桂阳、苍梧，“交阯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东汉王朝派御史中丞盛修率兵镇压，结果，不仅没有将起义镇压下去，被募的农民反而举行了起义“豫章艾县六百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同上）。这六百人烧长沙郡县，进攻益阳和临湘，杀县令，发展至万人。从永寿三年（157年）起，武陵蛮不断起义，平而复叛，与汉族人民的起义彼此呼应。到延熹八年（165年）荆州士兵，因“征戍役久，财赏不赡，忿恚”（《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在朱盖等率领下举义。这支由士兵组成的起义队伍，很快与桂阳的农民起义军胡兰等三千余人会合，攻桂阳，吓得地方官吏弃城而走，这支队伍发展至数万人。荆州地区的各民族起义，一直延续到黄巾起义以后，到灵帝中平三年（186年）还有武陵蛮的起义在这里爆发，形成了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中心。

其他地区的重要起义　除上述两个地区外，在全国各地均有大大小小的起义爆发。其中有许多自称“帝”的，显示了起义军的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桓帝建和元年（147年）陈留（治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人李坚起义，“自称皇帝”（《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二年（148年）十月，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陈景自称“黄帝子”，并设置官属。同年，南顿（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人管伯也自称“真人”，准备起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二月，关中的扶风人裴优起义“自称皇帝”（《后汉书·桓帝纪》）。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九月，蜀郡李伯也趁各地农民起义之机，自称为“太初皇帝”（《后汉书·桓帝纪》）。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月，渤海盖登起义，自称“太上皇帝”，并制有玉印、珪、璧、铁券，置官署。延熹九年（166年），沛国戴异与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市）人龙尚，称“太上皇”。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江山民起义，“连月不解”（《后汉书·酷吏列传》）。熹平元年（172年）会稽人许昭起义，立其父为越王，自称大将军，攻城破邑，队伍迅速发展至数万人。还有为数众多的起义，在各地爆发，不一一遍举。(www.xing528.com)

上述这些起义遍布全国，自桓帝初年至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延绵不断，形成了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另一次高潮。灵帝熹平元年以后，至黄巾起义前的十余年，各地农民起义虽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局面，但并未完全停止，如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五官郎中冯光、沛县上计掾陈晃说：“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后汉书·律历志》）。熹平六年（177年）又有人上书：“自春以来，三十余发，方今郡县盗贼劫摽人财，攻犯官民，日月有之。”（蔡邕《难夏育请伐鲜卑议》，见《全后汉文》卷73）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是时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文中所谓的“盗”“贼”“妖民”等无非都是被封建政府逼得走投无路起来反抗的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熹平元年之后的农民起义火种并未全熄，且时时迸发出令统治者胆战心惊的烈焰。

农民起义面临的严酷形势　不过，自汉灵帝熹平元年以后的农民起义，确不如在此之前的声势浩大。这并不是偶然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起义军遇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凶狠得多的敌人。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面临的不仅有东汉王朝中央政权的武装镇压，而且还面临着地方政权和私人武装的攻击。所以战争进行得十分残酷。如会稽许昭率众起义后，遭到扬州刺史臧洪的长期围剿，“连战三年”，终于在寡不敌众，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失败。最后，许昭父子被俘，起义军被“斩首数千级”（《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如吴郡孙坚，在许昌起义之后，也召集地方武装“得千余人”，配合州，郡兵，终将许昌等镇压下去。失败后的起义农民被斩首动辄“数千级”。大批的人就被反动统治者屠杀了。在这种严酷的镇压面前，农民起义自熹平元年后进入低潮。

但是，这时的低潮正是高潮的前夜，在沉寂中，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准备。十多年后，一场空前壮阔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