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回族：蕃客与蕃坊

由于唐王朝与突厥和战不定，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受阻。如唐玄宗在开元二年（714年）和天宝二年（743年）曾两下敕令，禁止与西域互市。可以推测，很多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使节及宗教人士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他们从波斯、红海等处出发，穿越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上的马来群岛，经马六甲海峡北上到达南中国海，最终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及扬州等港口城市上岸。据记载，唐开元时期（713—741年），一年之中来往于广州的客商竟达80多万人次。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使节和宗教人士被称为“蕃客”。大量来自阿拉伯和波斯地区的穆斯林“蕃客”云集广州，使得广州成为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蕃客”及其后裔也成为广东回族的族源之一。

a.唐代怀圣寺边珠江与商人图

b.蛮夷职贡图页（唐·周昉）

c.职贡图（唐·阎立本）

五服图

“蕃客”来到中国之后，其代表的伊斯兰教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的政治体系和传统文化发生接触。在象征符号体系上，古代中国用“蕃客”指代来自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所反映的是传统的“天下”和“华夷”观念。“蕃”是中国古代对异族和外国人的称呼，指代的是居于四方的，与华夏相异的民族和文化。对华夏而言，“蕃”在地位和重要性上要低于代表了华夏的“九州”。如《周礼·秋官·大行人》中谓：“九州之外，谓之蕃国。”《礼记·明堂位》中有“四塞，世告至”等语，东汉经学家郑玄注解为：“四塞，谓夷服、镇服、蕃服在四方为蔽塞者。”可见，在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中，代表华夏的九州居于中心，作为屏障和补充的“蕃”位于边缘；代表华夏文化的礼制居于核心，异邦则向往受到中心的濡化。作为文化—地理的“天下”和“华夷”观念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并成为知识阶层和社会大众所共有的“文化地图”。“客”则表明这些异邦人士并非天朝子民，仅是暂居中土而已。“客”的政治身份与编户齐民的“百姓”是不一样的，需要中原王朝发明和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由此可见，“蕃客”的称呼表明了这群异域穆斯林群体所具有的与中原王朝子民不一样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身份。

九州山川实证总图［选自《禹贡山川地理图》，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现藏北京图书馆］

唐王朝对“蕃客”的管理模式，是在其较为集中的城市设立“蕃坊”。设立“蕃坊”很可能是因势利导，即对“蕃汉杂处”之地的官方确认。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称：“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由此可知，蕃客在广州城最初的生活空间并不是城市之中，而是在紧靠城市的“海滨湾泊”等地“筑石联城”，将聚居区与广州城联系起来。

顾炎武（1613—1682年）

广州市南越王宫博物馆遗址

广东省河源市的南越王赵佗雕像

广州市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蕃坊位于城市周边也符合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前213年，南海郡尉任嚣在南海郡内建番禺城（又称任嚣城），为广州建城之始，但任嚣城规模仅0.07平方公里。后经南越王赵陀修筑的“赵佗城”才将广州面积扩大至0.3平方公里。三国时期吴国交州刺史步骘在“赵佗城”基础上修建的“步骘城”甚至较“赵佗城”为小，范围仅在今天的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一带。自步骘城修筑后至唐初再无扩城的记录。当时广州城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行政机构和军事单位，而商业区则多在城外。直至唐代天祐三年（906年），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才向南扩展广州城，将城南主要商业区纳入城垣之中。

广州城市空间变化图（图片来自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网站，网址为www.upo.gov.cn/pages/zt/ghl/gh10years/lswhmc/documents/2010/5201.shtml）(www.xing528.com)

唐代广州“蕃坊”位于城南的珠江古航道北岸。关于唐代广州“蕃坊”的形成时间，素有争议。但综合各种史料考虑，唐代广州“蕃坊”应当在开元年前后就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并具有比较稳定的地理界限和文化形态。据考证，唐宋时期“蕃坊”的范围，当以今广州市光塔路的怀圣寺为中心，南抵惠福西路，东以米市路为界，西至人民路，北到中山六路。位于这一区域内的光塔路，旧称大食巷，是大食穆斯林蕃客的聚居地。因建有怀圣寺和光塔，该巷东段逐渐称为光塔路。但西段大食巷之名长期沿用，后改称为大纸巷。与大纸巷毗邻的蓬莱北，为阿拉伯语“真主至大”的音译。“蕃坊”东缘朝天路的“朝天”二字有“归天、朝天房”之意，是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徒出殡赴小北流花桥伊斯兰教坟场时的必经之路。位于“蕃坊”内的擢甲里（阿拉伯语“小巷”之意）、仙邻巷（从古珠江登岸后对正光塔的一条小巷，仙邻是阿拉伯语中“中国”的音译）、甜水巷（位于仙邻巷左，甜水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中国山岗）、鲜洋街（位于仙邻巷之西，是唐代广东政府为欢送归国外商和使节饯行之地，鲜洋是阿拉伯语“送别”的音译）、诗书街（诗书街在唐代直通珠江，为狮子国商人聚居之地，诗书为“狮子”的谐译）等，也都是依据阿拉伯语的音译而名。

擢甲里

蕃坊［图片来自《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辑合订本），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文史资料研究组编印，2002年2月］

a.《苏莱曼东游记》［（阿拉伯）苏莱曼著，刘半农、刘小蕙译，中华书局1937年版］

b.《岭表录异》［（唐）刘恂著，鲁迅校勘，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唐代广州蕃客有多少人口，已无从统计。但据成书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年）的《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程》记述，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攻陷广州，被杀的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等约有12万人。另据马苏第《黄金草原》记载：有一位反叛者叫黄巢……他迅速向广州城进军，该城的居民由伊斯兰教徒、基督徒、犹太人、祆教徒和其他中国人组成……据估计，在面对刀剑的逃亡中死于兵器或水难的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祆教徒共达20万人。”大多数学者认为此说过于夸张，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留居广州的穆斯林绝非少数。

中外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蕃坊内蕃客生活的记载。在宗教和政治方面，据《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在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khanfu，即广州）。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集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蕃坊”这个区域内，穆斯林商人既可以自由居住，又可以从事各种贸易活动，还可以依照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建立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而且，在这个区域的一切活动，都有专职的行政和宗教首领进行管理。在日常生活方面，唐人房千里在《投荒杂录》中记载：“广州蕃坊，献食多用蜜糖、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唐人刘恂的《岭表录异》记载：“恂曾于蕃酋家食本国将来者（波斯枣），色类沙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这说明，“蕃客”将其故乡的饮食风格和口味带到了中国，并按照伊斯兰教的饮食规定用餐。考虑到古代社会中风俗习惯变迁较为缓慢，宋人朱彧对广州“蕃坊”的描述可以为我们一窥唐代“蕃坊”概况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朱彧在“蕃坊”见到“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当自杀自食，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朱彧所了解到的“蕃客”们的饮食习惯基本符合穆斯林对饮食的要求，如不食猪肉，不食非经穆斯林念诵真主名而宰牲的畜类等。但朱彧将伊斯兰教的饮食习惯误认为是佛教受戒，这也反映了古代汉族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并不深刻。他们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和教育，在宗教知识上更多地倾向于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和本土产生的道教，并往往用自身的文化结构来对伊斯兰教进行“翻译”和“解读”，使得中国古代有关伊斯兰教的记载和描述，往往披上了一层儒教、佛教和道教的面纱。朱彧还记载：“广州蕃坊见蕃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沈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未曾问也。”根据朱彧对蕃人下棋可同行二子的描述，并结合中西交通史料，可以推测朱彧见到的这种棋类是产生于阿拉伯地区并流传至亚洲的大食双陆棋。“蕃坊”的设立标志着穆斯林社区在中国的建立。这个社区既是一个组织起来进行商业贸易、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社区，又是一个宗教社区，接近于伊斯兰教的“乌玛”（Ummah）。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社区可以看作是伊斯兰教在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表现形态的复制与摹刻，但与源头的相异之处在于，“蕃坊”中以商人群体为主要载体的伊斯兰教并不积极向外传播，而仅仅作为维系阿拉伯、波斯商旅的精神纽带和社交网络而存在。

内人双陆图（周昉，8世纪）

麦地那先知寺，先知穆罕默德在此建立最早的“乌玛”

a.徐仲和临阎立本画：《唐太宗纳谏图》

b.唐高祖李渊

划定特定地理区域供“蕃客”居住，并给予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容许其按照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组织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这表明了唐王朝对异族和异文化保持了一种非常宽容的心态。隋唐两代上承南北朝大分裂之局，而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来自西部、北部的从事游牧、畜牧和山林狩猎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逐鹿天下。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稳固自身的统治，依靠吸纳汉文化、与门阀世家联姻等手段来统治占有人口优势和文化优势的汉人。在南方，随着大批北方士族避难南下，对南方丘陵、土地的开发和与山越、五溪蛮的竞争成为东晋等南朝政权的要务。虽然在这一时期爆发过民族间的军事冲突和社会矛盾，但冲突和矛盾最后的形态仍归于融合。南北朝时期，汉人社会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得最终统一天下的李唐王朝对异族和异文化秉持了较为开放的态度。在这样一种开放、宽容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并从此扎根下来。如威尔斯《世界史纲》中所记载：“公元628年（贞观二年），有一群值得注意之使者，由阿拉伯麦地那之扬布埠，乘商船越海至广州，奉穆罕默德之嘱，持书往见唐太宗，书信内容同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利及忒息丰之喀瓦氏书信相同，太宗既不像希拉克利那样置之不理，亦不像喀瓦氏之侮辱来使，皆待之以礼。对于使者关于其神学之见解，颇加赞许，遂助之建一清真寺于广州，以备阿拉伯商人之使用，至今犹存，此寺盖世界最古清真寺之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