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官军与教门三忠：《图说广东回族》第二节初见成果

明代广东回族一部分是唐宋时期来华的“蕃商”后裔。唐宋时期，定居广东的蕃客与当地汉人通婚，结成家庭，慢慢地融入到中国传统社会中去，如前述佛山南海区里水镇蒲姓人氏就可以确证为宋代蕃客后裔。

明代初期，由于统治者实行“片板不许入海，寸货不许入蕃”的海禁政策，广州市舶司被裁撤。广州的海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一度衰落。永乐元年（1403年），明王朝开始恢复对外朝贡贸易，重设市舶司。永乐年间，广州西关十八甫设置了怀远驿，备有房屋120间，专门用以招待前来朝贡的贡使和随从“蕃商”居住。永乐年间来到广州的外商也多是作为朝贡使节或是跟随朝贡使团前来贸易，他们主要是和明王朝的官员与商人接触，很少会留在广州生活。明代，海外贸易的中断使得穆斯林商人的到来锐减，较之过去，本地穆斯林社区缺乏“新鲜血液”的补充。

怀远驿位于西关杨巷路。这里古为船泊口岸，名叫蚬子步，明初于此建驿馆120间，作为国家接待外国贡使商人之所。后更增设驿馆于浙江、福建（浙江称“安远”，福建称“来远”，广州称“怀远”）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年）所绘《榜葛剌进麒麟图》。榜葛剌即孟加拉国，其进贡的“麒麟”实为长颈鹿

明中期后，随着一批回族军士进入广州等地并定居下来，广东回族的发展才得到了“新鲜血液”。这些回族军士被称为“达官军”（“达官军”是明代对北方少数民族军士的统称）。达官军中的少数民族军士善于骑射，因而明王朝多将其“散之边方，分置各卫”，以增强各地驻防部队的军事力量或镇压地方叛乱。明代，奉调从中国北方来到广东的达官军，驻扎在广州、肇庆、雷州、廉州、高州等卫所。如景泰年间（1450—1456年），“海宁侯董兴征广东贼黄萧养，事平。奏留达官于广城安插”。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丁丑，兵部奏报自正统七年至景泰七年（1442—1456年），安置在云南、广东等处的达官达军数目达1800人。从史料上推测，景泰年间奉调入粤平叛的达官军人数并不多。这些达官军究竟有多少人，他们在留守广州城之后居于何地，生活如何，之后情事如何，现已无从得知。

据现有史料记载，达官军入粤的主要时期应是明成化年间。当时，两广爆发瑶族起义。因瑶族义军熟悉当地山林环境，以逸待劳，明军屡遭挫败，故有司奏请朝廷调善于骑射的达官军前往平叛，协助提督两广军务的韩雍。明成化元年（1465年）二月，明王朝“命南京抚夷都指挥使廉忠统领达兵协同都督和勇征两广蛮夷”，并对这些达官军予以高于一般军士的特殊优待。韩雍利用瑶族义军使用镖枪、牌刀等短兵的特点，发挥达官军善于骑射的优势，获得了军事上胜利。为防止当地瑶民伺机再起，韩雍向朝廷建议，留达官军驻粤并给予优待。

a.明代佚名所绘《出警图》中所见明军

b.明代佚名所绘《入跸图》局部

c.明代佚名所绘《入跸图》中明军

韩雍（1422—1478年），江苏苏州人，字永熙。正统进士，授御史。宪宗成化初任右佥都御史镇压广西大藤峡瑶族起义

根据上述史料记载，明政府十分重视这些达官军在广东的安置情况，为他们建造房屋、接送家眷并建立家庭。据嘉靖本《广东通志》记载，这些达官军中各级军官人数总计达285名。为安置达官军，明政府在广州设立大东营、小东营、西营和竹筒营四个卫所。达官军就被安置在这四个卫所的营房之中。为照顾这些达官军，明政府还规定：达官军营房“每遇三年一小修，五年一花修，十年一大修”，这项优惠政策后被取缔。达官军的生活经费为每月银四钱，年计四两八钱。生活经费始由广州府报请南京布政司直接划拨，后改为地方政府直接支取。明政府还允许达官军在营房周围加盖房舍，并由布政司拨给建房补贴。政府还为每个达官军家庭供给柴炭、冬夏绢布和牛皮靴袜等日用品。对于阵亡的将士，政府发放安葬费用达10两银子，并允许其家属仍领取生活补助。倘若病故等项，政府仍念平日冲锋破敌、重义轻生之故，拨给安葬费用。

大藤峡

明军甲胄（引自《Q版大明衣冠图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从史料来看，当时驻扎在广州城内的达官军应在千人左右，每卫所官兵应在200人以上。成化四年（1468年），都御史韩雍亲自主持重修怀圣寺，并修建了小东营清真寺。小东营清真寺是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达官兵进行礼拜、举行宗教仪式而服务的。至于其余三个卫所当时有无清真寺或其他礼拜场所，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但根据穆斯林需要进行礼拜、聚礼和举行其他宗教仪式的特征，可以合理推测，其他三个卫所的达官军应该也有自己的宗教场所，而最有可能的就是在“回目公所”和“回目衙署”。奉调入粤的达官军或接家眷在广州安家，或就地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自成化初年至明末清初，达官军已定居广州近200年。在明末反清斗争中，广州的达官军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对明王朝的忠贞，反映了回族穆斯林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主的双重认同，这是回族穆斯林不断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果。明末反清斗争中，广州达官军的中心人物就是“教门三忠”。“教门三忠”指的是明末广州回族将领羽凤麒、撒之浮（“撒三浮”）和马承祖（“马成祖”）。

顺治四年（1647年）一月，清军在李成栋、佟养甲的率领下占领广州。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清两广提督李成栋因不满职务安排，挟持了上级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佟养甲，宣布广东全境归复南明。一时间，南明永历小朝廷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但好景不长，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李成栋在江西兵败身亡。顺治七年（1650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奉命率领清军，包围了广州城。清军与南明军队在广州展开了艰苦的攻防战。南明军队在两广总督杜永和的带领下，据城坚守，屡挫清军。至十一月初，广州城墙终被清军炮火轰塌。清军入城后，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明军牺牲6000余人，广州终落入清军之手。在广州攻防战中，回族将领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奋起抵抗清兵，誓死不降，被誉为“回教三忠”。

沈阳樊昆吾著《南海百咏续编》

《南海百咏续编》中小东营清真寺记载

a.小东营清真寺

b.外国穆斯林在小东营清真寺做礼拜

c.穆斯林在小东营清真寺做礼拜(www.xing528.com)

华复蠡撰《两广纪略》（华复蠡，无锡人，明崇祯官广东临高知县）

《两广纪略》中所述李成栋事迹

在“教门三忠”殉难近40年后，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屈大均曾在广州遇到羽凤麒之子羽应翱，得知羽凤麒英勇殉国之事。屈大均遂为羽凤麒撰写墓碑文《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俗称“教门三忠碑”。与屈大均、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的遗民诗人陈恭尹（1631—1700年）亦曾赋《庚寅之冬，明督都羽公死事于广州，纪之以诗》，以颂扬羽凤麒的忠勇，诗云：

天方为教本坚刚，受命先朝卫五羊。生死只殉城下土，姓名不愧羽林郎。

血流大地终成碧，骨化飞尘久亦香。世禄几家能矢报，为君歌此问苍茫。

和羽凤麒一起牺牲的另一位回族将领马承祖的事迹，则见于清初著名文学家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有马承祖者，广州右卫达官指挥，守五羊门。城陷，与子宗保、宗仁同战死。”

明末“教门三忠”的出现并非偶然。达官军自南京奉调入粤至明末清初，已历数世，军士家族繁衍日盛。达官军为世袭之职，父子相沿，故每一代中均有为国效力之辈。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顽强抵抗清军既是为报明王朝时代抚恤之恩，又是为保家族、教胞免遭屠城之祸。正如屈大均所言：“公之身，世禄之身也。家亦世禄之家也……视一家之人如一城，视一城之人如一家。”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殉难表明，至明代末年，中国各地的回族已融入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主的双重认同。回族穆斯林将个人、家族、故土与国家、君主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教门三忠”世代居住广州，“视一城之人如一家”，守护的不仅仅是达官军的家属和教胞，也守护着羊城的汉族百姓，这也是广州回族产生地域认同的体现。

屈大均（1630—1696年），字骚余，又字翁山、介子，号菜圃，汉族，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

a.南明永历皇帝诰命

b.《南海百咏续编》中有关“教门三忠”记载

c.三忠碑文

回教三忠墓

a.三忠亭牌匾

b.三忠亭碑文

c.三忠亭

明代中期，随着达官军驻扎广州，本土回族穆斯林取代了“蕃商”，成为广东穆斯林社区的主体，“蕃坊”也被教坊所取代。明代，广州逐渐形成了以怀圣、濠畔、南胜、小东营为中心的四个回族穆斯林小聚居区（俗称“四坊”）。四坊包括了光塔街（今光塔路）及邻近、南胜里（今大南路）及邻近、小北湛家园（今政法路一带）、濠畔街一带。明代广州回族穆斯林社区由原来以怀圣寺为单一中心的“蕃坊”转变为多元结构的聚居模式，由居住在一个较大的穆斯林聚居区转变为分处于汉族居民街巷之中，奠定了明清广州回族穆斯林的基本居住格局。明代，广东回族穆斯林更受到了广东本地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广东回族文化。如明朝末年，广州回族穆斯林在每年伊历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纪念宛葛素先贤的“大人忌”。据《羊城古钞》记载：“明季，命回教世袭指挥驻广州，因是兵民日盛。各姓每年必诣响坟瞻拜、诵经，至今相沿不替。”在语言的使用上，广东回族的日常语言开始使用粤方言；在饮食文化上，广东回族在坚持伊斯兰教教法的同时也在饮食文化上偏向南方饮食习俗；在衣着服饰上，广东回族则适应了南方气候温润潮湿的特点，身穿具有岭南特色的服装衣饰。综上所述，明代是广东回族穆斯林群体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嘉庆十一年镌刻之《羊城古钞》

明嘉靖《广东通志》中所记载怀圣寺与光塔内容（此书法碑藏于怀圣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