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领袖视察天津片断：难忘回忆

◇薛　楷

五十年代后期，我曾在当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同志的身边担任了几年秘书。那时，正是我国的“大跃进”时期，为了深入了解情况，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各地视察工作，亲自调查研究，为全党树立了良好的风气。我因担任领导同志的秘书，有幸亲眼目睹了当年毛主席和其他领袖们的风采，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领袖们的风范依旧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并激励着我不断前进。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年周年之际，把这些难忘的往事写出来，以表达我对毛主席和其他领袖们的崇敬之意。

一、毛主席在天津“正阳春”

1958年8月10日至13日，毛主席来津视察工作，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和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所以接待毛主席视察天津的重任就落在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和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李耕涛两位同志的肩上。

毛主席来津的第一天视察了新立村；第二天视察了设在第二工人文化宫的天津进出口商品陈列馆；第三天视察了在工业展览馆中举办的“天津市技术革命展览会”。本来按原定计划这次视察到此就结束了，8月13日毛主席即赴北戴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因此刘子厚同志嘱咐我，夜里要在办公室值班，准备接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同志的电话，以便得知毛主席什么时候动身，及早通知他和李市长去给毛主席送行。我等了一夜也没有接到电话，直等到8月13日早晨7点左右，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毛主席办公室的人在电话中告诉我，主席今天非常高兴，他还要在天津继续参观一天，今天参观的日程是：先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科技展览、校办工厂，中午在正阳春烤鸭店就餐。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感到此事十分重大而紧急，我立即向刘子厚同志做了汇报。他指示我迅速通知李市长，并要省公安厅主要领导同志亲自部署，做好严密的保卫工作，还要通知上述两所大学及正阳春烤鸭店做好迎接毛主席视察的准备。

毛主席在两所大学视察完毕后，下午一点半左右乘汽车驶向天津的闹市区，在劝业场后身的正阳春烤鸭店门前停了下来。主席身着白衬衣，下身穿着灰布裤，脚穿厚底黑皮鞋，显得朴素而庄严，平凡而伟大。他老人家一下汽车人们便立即认出来，他就是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刹那间“毛主席来了”、“我看见毛主席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千家万户。街上的行人站住了，正在商场里买东西的人们跑出来了，正在工作着的人们赶来了，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正阳春汇集，不一会，附近的辽宁路、长春道上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这时“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欢呼声响彻天空。人们都争着要亲眼看一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看一看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的传奇人物——毛泽东。

毛主席神采奕奕，在刘子厚省长和李耕涛市长的陪同下，一起走进正阳春烤鸭店，一进店就打听厨房在哪里，接着就走进了又窄又热的厨房，去看望炊事员师傅，十分亲切地和他们攀谈起来。座谈中毛主席问起大家姓名和每月薪水多少？有没有休息时间？由于毛主席说话是浓重的湖南口音，也有人听不懂“薪水”这个老词，于是我凑上去做翻译，说主席问的“薪水”是指薪金。当工人们告诉毛主席每星期都有适当的休息、每月每人工资平均六七十元、生活过得满好时，毛主席十分满意地笑了，并嘱咐大家要“好好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还应一位工人的请求，在他的日记本上为他签名留念。随后他老人家站起身来，和大家一一握手。这些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厨子，解放后做了国家的主人，今天又得到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并与他老人家一起座谈，心里万分激动，美不胜言，有的人感动和兴奋得热泪盈眶。

毛主席邀请一起进餐的客人到了，我记得一共来了三位，其中有天大校长张国藩和党委书记贾震，有南大的一位领导，可能是杨石先。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当毛主席刚坐下来与两位大学的校长、书记谈话时（主要是谈教育改革问题），街上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我隔窗望去，只见烤鸭店门前和附近的街上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连对面劝业场楼上的窗口上都挤满了人！人民群众热爱毛主席的这种场面使人万分感动。这时毛主席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纱窗，探出头去向街上的人们亲切地招手致意。群众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欢呼跳跃，口号声、欢呼声达到高潮。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的动人场面使人终生难忘。

当人们平静下来时，毛主席才坐下吃饭。可是不一会街上的人群又沸腾起来了。毛主席放下筷子，再一次走到临街的窗口，探身向外面的群众招手致意，并示意让大家离去。但是热爱领袖的群众哪里肯轻易放过这个能亲眼目睹毛主席风采的好机会，即便是刚刚见到毛主席的人，也还想再看上一眼。而那些没有见到毛主席的人更是不顾一切地往前挤，因此街上的人有增无减，欢呼声震耳欲聋。这样，毛主席不得不每隔10分钟左右便走到临街的窗口和大家见一次面。当毛主席吃完那顿午饭时已经很晚了。

这时街上的群众越聚越多，不少人是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他们中间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机关干部，有鬓发斑白的老人，也有容光焕发的少年，人们都想亲眼看一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正阳春门前被群众围得没有一丝空隙，而该店又无后门，毛主席如何离开这里成了问题。李市长拿起刚装好的扩音器，劝说大家离去，好让毛主席离开正阳春去开会。但是人们反而越发往里挤，想更清楚地看看毛主席。这时毛主席说：“我在武汉黄鹤楼时遇到过这种情况，群众围住要见我，我也愿意见大家，可是我同大家多次见了面，群众还是不肯离去。最后采取了我在这边招手，群众就往我招手的那面集中，于是我从另一边走开了，我看今天还得采取这个办法才行。”听了主席的话，刘子厚省长和李耕涛市长都说：“为了主席的安全，我们从天津警备区调500名战士，把正阳春门前的秩序维持好，把主席乘坐的汽车开进来，再让主席在临辽宁路最右边的窗口同群众招手致意，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辽宁路一侧，然后请主席很快下楼乘汽车离开。”按照上述办法，等解放军战士和毛主席的汽车到达后，毛主席最后一次走到窗前，向外面群众招手、鼓掌、致意，然后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很快下楼乘车离去，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人们怀着幸福、喜悦、兴奋的心情离开了正阳春，互相述说着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幸福情景。

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前前后后

1959年2月的一天下午，毛主席从北京乘专列顺津浦路南下视察，头一站抵天津。他在专列上听取了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和省长刘子厚等人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情况汇报。他们向毛主席汇报了河北省委遵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和存款在公社成立以后，仍永远归社员所有以外，省委还规定要因地制宜，允许社员每户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个人种粮种菜，调剂余缺；在山区和坝上地区，允许社员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和自留畜，以弥补社员生活费用方面的不足等内容。

毛主席听完省委上述汇报非常高兴。据知，那时毛主席通过调查研究已经了解到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虽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了急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还没有真正缓解。因此毛主席认为，那时需要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配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

汇报后的第二天下午，我突然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他说：“请你把笔和纸准备好，要详细记清毛主席给刘子厚同志的信。按照惯例，毛主席的手稿由中央存档，只发抄件。”我在抄稿时，对方念稿很清楚。我抄完再给对方复诵一遍，核对再三准确无误，才算完成抄信任务。这封信较短，几百字。其大意是：刘子厚同志：昨天在天津同你们谈得很好，谈得很舒服。关于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纠正“共产风”等问题，还须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并加以解决。请你们把你省关于昨天所谈的有关这方面的文件，速派专人送我详阅。

我把毛主席的信呈刘省长阅。子厚同志反复看了几遍，沉思了较长时间，才对我说：“省委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太粗糙，还得详加修改重印，才能呈主席审阅。因此，你马上通知张承先、解学恭（以上二人均为中央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尹哲（省委常委、秘书长）带着秀才，于今天晚上七时半，在我的办公室（遵义道八号）开夜车，认真修改那份文件。”我依稀记得承先、学恭、尹哲按时到会，带来的秀才为省委副秘书长黄桦和秘书处长王生堂。小会开始，领导们依据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这个主题，先议定整个文件的框架，然后每议论成熟一个问题，由执笔人草出一个问题，再反复修改，把这个问题初步定下来，再研究起草下一个问题。如此反复进行到全文结束，再回过头来重新核定全文。直研究修改到第二天拂晓，才把这个文件定稿，即派专车送省委办公厅印刷厂重印，然后派人送到济南呈毛主席阅。

几天后，即同年2月26日上午，我们随刘子厚同志到郑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随行人员中还有中共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长王路明。专机在济南机场降落，接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及其随行人员同机再飞郑州，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举行便宴招待开会人员。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会议的主题是总结人民公社的教训，解决“共产风”问题。毛主席做了重要讲话。当天晚上，出席会议的各省主要负责人的秘书们凑在一起，互相核对毛主席讲话的记录，以便把毛主席的讲话尽量记录得准确一些，回去传达贯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候补书记胡乔木同志正在同毛主席的通讯秘书吴冷西、李锐、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开座谈会，研究如何把毛主席在这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以及他在天津、济南、郑州等地关于这方面的讲话记录稿的主要内容全部集中起来，整理成一次正式讲话稿。从这些记录稿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整顿公社、解决“共产风”问题的数次讲话，一次比一次深化、明确、生动和具体。午夜，在一楼对稿的秘书们完成任务时，正巧胡乔木同志召开的座谈会也结束，我们听到他正在让写毛笔字的秘书及时把他整理的稿子誊清，早晨先送邓小平同志审阅修改，再转呈毛主席修定。可想而知，胡乔木同志他们在通宵达旦地工作！

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重要讲话这里不再详述。仅记为了纠正上述两种倾向，毛主席提出十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负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次郑州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和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若干规定（草案）》。会议于同年3月5日结束。现在重温过去的往事，我觉得毛主席伟大之处在于他反复地强调：“总之，要按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这段论述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刘少奇副主席视察沧州

1958年7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河北日报》驻天津地区记者组从原驻地杨柳青镇搬到沧州城内新驻地。那时沧州城内到处是杂草，十分荒凉。吃罢晚饭，没什么玩赏之处，只好到横穿沧州城西的北运河桥头一观。当我们往回走时，正好赶上漫步回去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国瑞同志和他的秘书余文元。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他们非常熟悉。我问国瑞同志：“你们这是从天津来沧州检查工作？”他微笑着巧妙而幽默地回答：“是，也不完全是。明天你就明白了。不过顺便通知你明天不要外出，要给你一个重要的采访任务。”我也笑着道出两个字：“遵命。”当时我是记者组组长，以当记者的敏锐头脑可以知道明天有大事。但有什么重大的事呢？还是摸不着头脑，领导同志既不点明，我也不能多问。

第二天上午，中央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秘书王光美同志，轻车简从，鸦雀无声地来到沧州视察天津地区的工作，他就住在中共天津地委机关南院中的东跨院里。那是一座小四合院，少奇夫妇住在北屋正房。中午，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国瑞、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陪同，就地吃了一顿便饭。略事休息，下午便到沧州城东附近几个村庄视察生产，特别是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

天津地区与沧州地区合并后，将近30个县都地处黄淮海平原。当时黄河、海河尚未治理好，仍处在十年九涝、受老天摆布的时代。尤其运河以东地区是放洪入海之地，遇见涝年泄洪便颗粒无收，生活的温饱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好在从1958年春天开始，老天作劲，风调雨顺，农业合作社刚发挥它的优越性，那年麦收算是一个丰年。从刘少奇委员长视察的几个村子看，人民吃饭暂不成问题。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象样的麦秸垛，秋庄稼长势喜人，有点繁荣景象。我发觉刘少奇同志看得特别认真，同群众谈话十分仔细，问得非常周到。每当他看到或听到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就喊一声：“王光美，记下来。”(www.xing528.com)

当天晚上，刘少奇同志听取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同志的工作汇报，马国瑞同志陪同在座，由我和余文元同志做记录。在这个小四合院的西南角的一棵老槐树底下，拉着两盏电灯，平地放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算是这次汇报的会场。刘少奇同志端坐，聚精会神地听赵克同志的汇报，很少发问或插话。赵克同志汇报完后，刘少奇同志不是长篇大论地作指示，而是娓娓而谈，如同聊天，无拘无束，如同故人相逢谈心，一下子就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融合贯通了。刘少奇同志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由余文元同志整理成文，报告省委存档，当以其为准。我依稀记得，刘少奇同志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他在这个问题上问得讲得最细。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特别讲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精神，千方百计地把海河治理好，根治水患，使人民安居乐业。他表扬赵克同志这年春天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改造洼地大种稻田”的报告。改造洼地种水稻获得丰收，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他反复强调“民以食为天”。我们共产党人既然能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就一定能够解决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人民生活的问题，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人哩！他也谈到发展工业生产，实现工业的现代化问题。他还婉转地告诉在座的同志，社会主义也要不断地革命，在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中央常委同志之间商议过要趁热打铁，向人民公社发展。他较为详细地讲了发展人民公社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从中央主要负责人口中听到“人民公社”问题，当时听后似懂非懂，或者叫根本不懂。这次汇报会变成座谈会，一直谈到午夜以后，大家才劝刘少奇同志回屋休息。这时他仍精神奕奕，毫无倦意。一个年已花甲的老人，有这么健壮的体魄，有这么旺盛的革命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及的。

我们回到地委办公室，见地委几位主要负责人还在筹办两件事。一件是地委和专署机关的人员一致要求明天跟刘少奇委员长照一张合影，作为最为宝贵的纪念品。另一件是天大的难事，即刘少奇同志指示：既然我们共产党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没有理由怕群众、不敢同群众一起坐火车。他明天离开沧州到外地继续视察工作，必须给他买硬座火车票，同群众坐在一起，互相交谈，与民同乐。有人提出这样办有个安全问题，但他仍坚持同群众一起坐硬席火车。这是刘少奇委员长的亲口指示，大家不敢违拗，只好照办。

第二天上午10时，刘少奇委员长在他住的小四合院西北角门外，同天津地区100多名干部合影留念。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坐在前排正中间，旁边是马国瑞和赵克等同志，我也有幸被邀坐在前排南端最末一个位子上，我的爱人冯蕴芬当时在天津地区工会工作，也参加了这次合影，她站在第二排，和刘少奇同志相隔仅两三个人。可惜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实在令人痛心和惋惜，如果当年参加过这次合影的人还有谁保存着这张照片，真希望能给我翻拍一张。

刘少奇同志乘坐硬席火车的事，后来我听负责这次保卫工作的河北省公安厅保卫处长薛浅翔同志告诉我，那是他做保卫工作以来最担惊受怕的一次“苦差事”。他们与铁路部门联系，事先在刘少奇同志乘坐的车厢里安排了一些基本群众，而且给这些人做了一些工作，告诉他们对少奇同志要讲实话，不要说假话和奉承话；同时关照铁路部门要控制一下往来于那节车厢的人员。结果，少奇同志在火车中与群众交谈得很热烈、很融洽，充分体现了领袖与人民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而保卫护送人员也因圆满完成任务而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四、周总理视察井陉煤矿

1959年6月5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到石家庄地区视察工作，省委主要领导林铁、刘子厚、吴砚农、阎达开、杨英杰、高树勋等人随同视察。陪同周总理一起来的有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冶金部副部长吕东、煤炭部副部长徐达本、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

6月6日上午，周总理在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的陪同下，率领省、部各位领导到井陉煤矿视察工作。当时井陉煤矿的所在地虽在铁路线上，却前后都不着车站，所以专车在两站之间停下，领导人下车后，火车又返回石家庄。周总理在煤矿负责人的带领下，边走边听汇报。他当时虽已年过花甲，但仍然步履如飞，充满活力，许多人在后面勉强紧跟。每到一处，周总理都停下来与工人同志亲密交谈，倾听工人的意见，没有丝毫架子，因此与工人之间很快就形成一种兄弟般的和谐气氛。周总理还要求下矿井，但是由于时间所限而未实现。后来在座谈中，周总理认真听取了煤矿负责人提出的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并当场请各部负责人回去后认真研究解决办法，以便尽快扭转煤炭生产不景气的状况。

井陉煤矿地处太行山脚下，夏天的东南风被山挡住刮不过来，整个矿区热得如同大火炉。当时正是接近伏天的时候，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骄阳似火，大地曝晒，尘土如烟。也许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或是火车错不开，周总理一行回到下车地点准备乘车返回石家庄时，专列还没有来。大家看到周总理在似火的骄阳下晒得汗流满面，心中十分不安，而敬爱的周总理这时却弯下腰来认真地拾着割麦时落在地里的麦穗。周总理的行动如同一道无声的命令，几十位随行人员一下都猫下腰拾起麦穗来。奇怪，刚才还觉得酷热难当，此刻干起活来那种烦燥不安的心情却忽然一扫而光。不知不觉中我们在劳动中度过了难耐的中午。一个小时后专列开来了，大家把拾到的麦子堆到一起才乘车返回石家庄。

这天下午周总理召开了几级领导会，专门研究解决井陉煤矿缺机械配件的问题。周总理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周总理和蔼地对大家说：“近来，毛主席给大家讲后汉三国的故事，其中特别提及河北袁绍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好谋无断，而战胜他的曹操之所以获得胜利，主要因为他遇事能够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其事必乱。今天我们要解决井陉煤矿的一些困难，我作为总理就断它一下。”接着他明确地分派了中央和地方部门解决井陉煤矿问题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和时间，他对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徐达本微笑着说：“到时你们部不把井陉煤矿所缺的主要零配件运来，煤矿生产上不去，由你负责，这算立下了军令状。”后来大家对周总理分派的具体任务，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

五、邓小平总书记一行视察武清稻田

1958年8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的一个电话，让我迅速转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总书记和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途中，要顺便下车视察一下农业生产，最好看一下天津地区改造洼地后改种水稻的稻田。同时还有三条要求，或者叫作必须遵守的规定：一是看稻田不要以点代面，要看大面积的成片改造的洼地稻田；二是不准有群众欢迎和欢送；三是不准有任何招待。邓小平总书记视察稻田后即上车赶路，不吃午饭，要作到厉行节约。

我把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详细地向刘子厚同志汇报以后，他根据上述指示精神，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经同有关方面再三地研究，认为：省委一定要把邓小平总书记和中央一些负责人视察农业生产指定要看洼地改种稻田看作一件大事。因为第一，中央正在强调粮食、钢铁这两个“元帅”升帐。他们视察的本身就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粮食这个“元帅”升帐。第二，邓小平总书记要看成片洼地改种稻田，因为他们知道天津地区处在九河下稍，十年九涝，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区。1957年天津地区洼地改种稻田获得成功，不久前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亲自批示并加按语的、由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同志撰写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改造洼地，大种稻田》的一篇报告，在中央负责人中甚至全国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当年春天，彭真、杨尚昆同志曾到天津地委驻地杨柳青镇视察过一次这方面的展览成绩。这次是总书记一行实地考察，其意义相当重大。

请邓小平总书记一行到哪里视察好呢？同天津地委商量的结果，还是看武清县筐儿港那大片洼地稻田为好。一来总书记一行顺路视察最近，就在京津公路和北运河以东，不用绕行。二来武清县有京津铁路和公路交叉通过其境内，使全县土地形成几大块洼地。筐儿港即是京津公路以东最大的洼地，在没有改种稻田以前，这些洼地庄稼长得很不象样子，有的甚至庄稼不如黄蓿高，这对武清县委一班人压力很大。他们变压力为动力，改造洼地工程下力最大，改种稻田面积也最大，成效最显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白洋淀出来参加革命的县委书记冯志平同志，靠他那一身水上的硬功夫，在武清县闹水灾期间，他洑水查清了全县水的流势，所以他不用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测量，便能从武清县西北角北运河入境处建闸放水，自流灌溉筐儿港稻田，至龙凤河乾隆立碑处，让水下泄到河中入海。同时1958年风调雨顺，使得这个大洼的稻田长势十分喜人，值得邓小平总书记视察一番。

遵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由刘子厚省长、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武清县委书记冯志平、县长胡敬等人前去迎接邓小平总书记一行，见面即引导邓小平同志一行到筐儿港中心地带视察稻田。等到地点下车，才发现来的中央领导可够多的，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贺龙、陈毅、聂荣臻三位元帅，这回可真是“元帅升帐”了。同来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他们可能因时间有限，也不听县委书记、县长介绍一下情况，便踏着田埂深入田间视察稻田去了。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密实茁壮的长势，如同绿色的海洋，中央首长们一见，都对稻子的长势赞不绝口。尤其是性格豪放的陈毅元帅，一个劲地用他那浓重的川音大声地说：“洼地改造很成功，稻子长得很俊气，保准丰收。这可称得起这里的粮食‘元帅升帐’了。”

刘子厚省长陪同邓小平总书记视察稻田，我作为刘子厚同志的秘书也紧随其后。邓小平同志视察稻田十分认真仔细，看到这么大片的洼地改种稻田长势茁壮，不时露出微笑，可是几乎不大讲话，更不发表什么评论。我仅记得他用同样浓重的川音说了一句话：“这么好大一片稻子，长得蛮不错！”这是他对改造洼地种稻子的一个最好评价。

武清县委书记冯志平和县长胡敬两人都是白洋淀附近的人，文化程度虽然都不高，但是革命阅历都很丰富。他们热爱党和群众，对中央领导更有发自内心的敬意。上级通知不许招待，但是他们想：不管谁来总得喝口水吧！拿点本地特产西瓜，以瓜当水给中央首长吃，解一下暑渴，总不能算是招待吧！这时这位能干能言的冯志平一面以检查的口气笑着向首长们说：我们县委一班人工作做得不好，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今后还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问题，把各种事情办好；一面说：西瓜是武清的特产之一，请中央首长们品尝一下，看好不好吃，也解一下焦渴，以免中暑。他这一招甚灵，中央首长们怎好拒绝呢？他们一边吃西瓜，还一边聊庄稼，谈笑风生，一片融洽和谐的气氛。我还记得性格爽快的陈毅元帅用浓重的川音说：“冯志平同志，你们县的工作做得蛮好嘛！不必检讨，好好地干就是了。这么大片洼地改种稻田长势很好，保准丰收，粮食这个‘元帅’就要升帐喽！”

邓小平总书记同元帅们吃罢西瓜，立即起身道谢，握手话别，然后驱车而去。他们这种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生产，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永远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毛主席给我签名

刘秀珍

我于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做护士工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了志愿军，奔赴了朝鲜战场。在战场上，我曾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六次，并被授予志愿军“二级模范”、“模范护士”、“模范共产党员”等称号，被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授予一、二级国旗勋章、独立勋章。1951年9月我被选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的代表，回国参加国庆活动。在这之后，于10月23日至11月3日，我们20名志愿军战斗英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一天会议休息时，一位记者采访我，并告诉我可以请毛主席签名，留作纪念。我听后非常高兴，鼓起勇气，在记者的带领下，来到了毛主席的休息间。毛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皮鞋，正在吸烟。我心里十分激动，怔怔地站了一下，然后走上前去，向毛主席立正鞠躬（因没带军帽）。毛主席招呼我坐下，见我掏口袋，会意地问：“要签名留念。”我双手将笔和笔记本递给毛主席，他和蔼地问我：“你叫刘秀珍吧？”我激动地点点头，热泪不住地流下。毛主席在我的笔记本上挥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大字。我接过笔记本，含着幸福的泪水向毛主席致谢。从此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笔记本，每次翻开它，那幸福的情景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