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富贵益州的画风

唐末五代的蜀地画家，以韦偃、王宰、赵公祐、孙位、滕昌祐、贯休等最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的画作代表了当时各种绘画流派的最高水平。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四川绘画有了突破性发展，遂使唐宋时期的四川成为全国绘画最兴盛的地区。《益州名画录》卷上述说其原因说：“明皇帝驻跸之日，自汴入蜀，嘉名高誉，播诸蜀川；当代名流，咸伏其妙。……蜀因二帝驻跸，昭宗迁幸，自京入蜀者，将到图书名画，散落人间，固亦多矣。”[1]

五代和北宋，是四川书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后蜀主孟昶在成都成立了中国第一座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任用黄荃掌管画院事务。北宋平蜀以后，宋太祖除了北掳蜀主，还罗致了不少四川画工集中于京师开封。宋初，北宋的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的待诏（官职）中，后蜀画家就占了一半。

宋人陈师道的《后山谈丛》卷五记载：“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华门外茶肆。” 这是说宋太祖将蜀宫画图赐予茶肆，让后蜀宫廷绘画供大众欣赏。可见当时蜀中绘画是声名远播，中原百姓曾欲睹而不得。

唐末五代时期的四川地区，之所以吸引了包括艺术家在内的精英、人才纷至沓来，除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外，还因为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天然的地理屏障以及美丽宜人的景色。这一切都为聚集文化精英、物质财富，以繁荣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唐林在《四川美术史》（中册）里，根据《益州名画录》《五代名画补遗》和《佩文斋书画谱》等古籍的记载，推算出五代时期的川籍画家中，绝大部分出自成都本土，其数目甚至占南方画家总数的一半以上。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成为当时画家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全国最大的绘画中心。这些画家，在成都周围的佛寺都留下了画迹，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圣慈寺（今成都大慈寺）壁画。这一时期，壁画已经不限于宗教题材，还有贵族们的容貌写真、帝后皇妃的休闲娱乐等内容。

当时已出现独立的花鸟壁画。最流行的是黄体花鸟画，被称为黄荃画派，它的创始人是黄荃。黄荃（公元903—965年），字要叔，是一位地道的成都人，也是五代十国最著名的西蜀画家。黄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家画院画师，开创了中国院体画派。如今业界皆推崇后蜀翰林图画院为成都画院前身，市民和游客可以在成都支矶石街的成都画院门前看到黄荃的雕像。(www.xing528.com)

黄荃从年轻至晚年，由后蜀至北宋，在皇家画院待了几近50年。他极重写生，为了塑造花鸟的动人形象，常常观察体会禽鸟的形态习性。《益州名画录》卷上记录他奉命将淮南所赠仙鹤画于偏殿之壁，作唳天、警露、啄苔、理毛、整羽、翘足等姿态，栩栩如生，甚至吸引真的仙鹤到壁前活动。该殿后被称为六鹤殿。

黄荃的画法，通常以细挺的墨线勾出轮廓后填彩，这种“双钩填彩法”最终形成具有大众性且极富生命力的黄荃画派。黄荃所画禽鸟造型精准，骨肉兼备，形象丰满，赋色浓丽，富丽堂皇。其工笔画法以极细的线条勾勒，配以柔丽的赋色，线色相溶，几乎不见勾勒墨迹，情态生动逼真。黄荃表现翎毛、昆虫等自然物态的精确性及其作为艺术形象的情趣性，令人叹止。

黄荃的画风也被称为黄体。当时的花鸟画，无不以“黄家体制为准”。其花鸟画“勾勒填彩，旨趣浓艳”，一路影响到近现代的于非闇、陈之佛等画家。在当时，成都的黄荃与江南的徐熙并称全国花鸟画的“黄徐”，形成五代、宋初花鸟画两大主要流派。黄荃供职宫廷画院，所见所画多为禁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以适应宫廷欣赏趣味，因而形成工笔重彩的“富贵”风格，宋时被称为“黄家富贵”。后又因其子居宝、居寀，弟惟亮等的推波助澜，遂成为北宋初翰林图画院优劣取舍标准；而同时期的徐熙，笔下花鸟多为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从而形成了“野逸”之风。故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谚。[2]后来此二者又进一步演变成为院体画、文人画两大派系，影响千年。前者以造型精准、工致细腻、富丽堂皇为主；后者以写意抒情、水墨浅绛为主。今天所谓的工笔画、写意画也主要是指此两大门类。

黄荃的存世作品有《写生珍禽图》卷，绢本，设色，纵41.5厘米，横70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