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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祭祀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中日纽带

时间:2023-09-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参拜大禹陵和进行禹王祭祀已成了惯例。在大禹陵举行禹王祭祀典礼已被指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禹王祭祀的重视程度。中断自秦始皇后一直延续下来的禹王祭拜活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保护大禹陵免遭日本侵略军破坏。周恩来和鲁迅心目中的禹王在《周恩来选集》中,有涉及禹王的文章。在上述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禹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禹王祭祀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中日纽带

大禹陵和大禹祭祀

在公元前2059年左右,禹王的儿子启在大禹陵,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禹王祭祀。这是公认的历史上首次祭祀大禹的时间。大约一千八百年后,秦朝秦始皇赴大禹陵(会稽山)祭祀禹王。在历代皇帝之中,秦朝的始皇帝是最早在大禹陵祭祀禹王的帝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那是公元前210年的事。在第二年,秦二世胡亥也拜访了大禹陵,他在彰显父亲伟业的同时,举行了禹王祭祀。自秦二世之后,禹王祭祀就被历代皇帝所继承。皇帝们祈祷不要发生让百姓陷入困苦的洪水自然灾害。即使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们也畏惧凶猛的自然灾害。

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参拜大禹陵和进行禹王祭祀已成了惯例。在明、清两代,祭祀的仪式更为隆重。在中华民国时期,禹王祭祀于每年的九月十九日举行,但之后由于战争的白热化而被中断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曾举行过禹王祭祀。

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和绍兴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大禹陵祭祀典礼。据说这是从1930年中止之后,时隔六十五年再次举办的禹王祭祀。

之后,绍兴市制定了这样的祭祀原则,即“每年一小祭、五年一公祭、十年一大祭”,就是每十年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小祭”是每年举办。把4月19至21日命名为“谷雨节”,作为举行祭祀的时间。在大禹陵举行禹王祭祀典礼已被指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禹王祭祀的重视程度。

另外还有一种禹王祭祀方式,那就是中国水利工程学会自1934年以来把禹王作为治水先驱者的禹王祭祀。台湾的水利工程系统现在也热热闹闹地进行着禹王祭祀。

领导人祭拜禹王有何意义

自秦朝的秦始皇祭拜大禹陵以来,历代皇帝都有祭拜大禹陵的活动。其中,祭拜次数最多的是清代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康熙皇帝祭拜了七次,乾隆皇帝祭拜了十四次(也有说是十八次)。

由于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对禹王的祭拜被迫中止了。根据所保留下来的记录,举行最后祭拜活动的是浙江省国民党主席黄绍闳,时间是1935年10月16日。中断自秦始皇后一直延续下来的禹王祭拜活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保护大禹陵免遭日本侵略军破坏。

在20世纪有不少领导人参观了大禹陵,包括孙文(1916年)、周恩来(1939年)、蒋介石(1947年)、李瑞环(1991年)、丁关根(1994年)、江泽民(1994年)、钱其琛(1994年)等。(吴军等人编著《绍兴大禹祭奠》)

其中周恩来在参观时还留下了如下记录:

周恩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应该学习禹王和其故乡英雄勾践,学习他们忍辱负重和奋斗的精神。”接着又说:“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上,禹王是先驱者。在科学刚萌芽的时代,要战胜自然绝非容易之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掌握治水的方法,不是采取诱导的办法,而是采取压制的办法。所以独裁者必定会遭到反抗而失败。”

周恩来说的所谓“诱导”,是指治水的方法,就是本章所列举的“疏通”。确实,疏通的思维是可以让人反省统治上政策的失误,促进自我觉醒的。建国后,周恩来提倡“人民外交”,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促使两国关系从“敌对”向“疏通”转换。也可以解释为是把“疏通”方法运用到解决对立的关系中。

在序章中介绍过的青年楼正豪的祖父尚健在,据说他曾亲耳聆听过周恩来到大禹陵参观时的演讲,对于当时的情形至今还记忆犹新,相关情形,我从其孙子楼正豪那里听说过一些。

在1939年的春季,日本军相继占领了上海、南京、杭州,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为了给先祖扫墓,回到了故乡绍兴。在这期间,他调查了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之后,和亲戚一起在禹王庙的禹王石碑前拍照留念。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称赞了禹王的治水功绩,鼓励同胞在保卫家乡抵抗日本侵略的时候,要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

据说周恩来当时注视着刻有“大禹陵”三个字的石碑,对紧靠石碑刻有“地平天成”的墙壁也显示出了强烈的关注。那个时候拍摄下来的周恩来的照片也一直被珍藏着,现在展示在周恩来的故居中。

或许,那个时候,在周恩来的脑海里萌发出了不久即将诞生的重新站立发展起来的国家美丽河山的景象吧。可能其中也融入他对故乡的挚爱之情,他把对祖国的责任比拟作“同乡”的禹王。为什么不是别的圣贤,而是禹王呢?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既留下文字又留下“实绩”的人物是何人的话,通常首先列举的便是禹王。也或许是人们能看到他治水的遗迹以及在他的治理之下国家和平发展的历史记载吧。

周恩来和鲁迅心目中的禹王

在《周恩来选集》中,有涉及禹王的文章。那是1949年11月20日的一篇文章,翻译如下:

周恩来接见了各解放区的水利联合代表,“禹王治理洪水之际,三次路过家门,都没有进去”,他列举这个故事对水利代表们说道。并且鼓励水利相关工作人员应该为人民除洪灾,谋幸福。接着他作了如下的指示:“水利部门的工作与各部门相关,必须认真应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影响整体的工作。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洪水和干旱之苦。水利工作是消除一切灾害的先驱性的工作,为‘植树’的工作开路。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尽力。在中国如果能把所有的水都利用好了的话,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水利工作前景广阔。在将来,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同志不仅自己从事水利工作,是不是也应该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在上述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禹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9年11月20日,那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期。周恩来本身作为领导(总理)要进一步发扬其表率作用,以禹王为榜样。列举禹王的例子,显示了周恩来把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传统价值观融入实际的工作活动之中。(www.xing528.com)

1950年的夏天,他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这样说道:“大禹的治水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幸福。我深信中国科学家一定会努力做出超越大禹的贡献”。总理把禹王定位为文明的先行者、科学的先驱者,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之际,为促使国家各行业恢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谋略之一,从中也显示出了总理在治理国家上的卓越才能和智慧。

众所周知,浙江省绍兴市也是中国近现代伟大作家鲁迅的出生地。在这里有鲁迅纪念馆,馆内陈列着鲁迅当年在大禹陵拍摄的照片。因为没有亲眼看过实物,所以在本书里只能简要介绍。那是1910年的春天,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执教鞭时,他和最小的弟弟一起拓了大禹陵的拓本,表达了他对禹王的追思。鲁迅在之后所著的《辛亥游录》记载了这件事。

鲁迅去世前一年的1935年11月,写了故事《理水》,这篇故事收录于《故事新篇》之中。禹王出现在《理水》中。水利局的官员、学者围绕治水的方法展开的争论,对旧的“堵塞”方式进行革新,说服使用“疏通”的办法。情节的发展确实如故事一样。争论的结果采用了“疏通”或者“诱导”的方法。鲁迅写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对拘泥于旧传统的官僚主义的批判,强调科学治水的意义。

鲁迅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之所以赞扬禹王,补充自己的主张,是以接受方拥有相当程度的共同知识为前提的。禹王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依然是属于国民性的存在,是文化教育的基础组成部分。

禹王后代的思考

关于现存的禹王后裔,众说纷纭。据传禹王的后裔被分成了二十六个姓氏。根据袁意达的《中国姓氏三百大姓》,二十六个姓氏中最多的为“邓”氏,数量约七百三十万人。禹王之后的夏的第四代君主为仲康,其子被封在邓国,在被殷讨伐灭亡之际,仲康的子孙逃亡到了现今河南省,取名为邓姓。在《中国姓氏三百大姓》中,被公认为是禹王直系子孙的,除邓姓之外,按人口的数量排序,分别是“欧”“欧阳”“涂(塗)”“植”这四个姓氏,共有三百万人。

楼氏如何呢?是否是禹王直系后裔?尚且存疑,因为有不同的解释,在前记的内容中,提及过一封信函,仅凭这封信函无法判断是否属于直系。附带说一下,根据同一封信函,楼氏在前述的二十六姓氏中,人口仅次于“植”姓,大约二十二万人。

虽然禹王原先的家谱是姒姓,但之后被分成几个姓氏,这应该有其本身的理由。关于楼正豪青年的楼姓的由来情况,据说是因为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被赐封了杞国领地时,得到了“禹后东楼公”的爵位,之后便更名为“楼”姓。作为姒姓中一个分支的“楼”姓,楼正豪青年是这个姓氏的第一百三十六代孙。

在会稽山大禹陵的南面有禹王祠堂。据说是夏王朝的第六代君主少康令其儿子无余,任大禹陵的管理官时修建的。现在的禹王祠堂是1983年重建的。周围村子叫“禹陵村”,自古以来居住着与禹王同一姓氏的姒姓一族,继承兼管大禹陵的任务。

在《史记·夏本纪》中,有“禹,以姒为姓氏”这样的记载,在中国的词典《辞海》中,记载有“夏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姒是其姓氏”。

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姒姓家族人口不断减少。之所以如此,会不会是因为该氏族开始渐渐远离权力中心,氏族人口因此而减少的呢?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唐朝,当过宰相的人物共计369人,其中六人姓窦、候、辛、欧阳、娄(也包括之后分出来的楼姓)、夏侯。在明显重视血缘、宗族的封建社会,远离权力中心或许就是禹王一族开始衰落的原因之一。

姒姓的祖先在浙江省绍兴市附近的禹陵村。现在还有第一百四十二代姒元翼、一百四十三代姒承家族居住在这里。据说其他支系的子孙分散到了各地。

在中国,目前姓氏为“姒”的人口究竟有多少呢?据相关调查,中国目前姓“姒”的人口,与韩国的此姓人口相比,好像非常的少。据《大禹世家》(2003年),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仅只有710人,还不到一千人。最多的地方是四川省峨嵋山市红山乡,约五百人,接下来是云南省鲁甸县龙头山区营盘乡,约130人。祖先在禹陵村的“姒”姓人口仅以直系为主。

对姒姓每代的总人口进行了大致的推算。第一百四十二代是184人,第一百四十三代增加到264人、一百四十四代是186人、一百四十五代是57人、一百四十六代只有1人。

另外,姒姓一族的家谱图《姒氏世谱》木刻版(1875年刊)分别收藏于绍兴市文物管理局和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据此,到一百四十一代,所记载的总人口是三百二十三人,家系持续了四千一百七十二年。

关于姒姓的后辈人管理大禹陵的原委保留在记录之中。在《吴越春秋》中,有这样的记载,即“从禹王的儿子启即位之时开始,春秋两季就派遣特使祭祀禹王”。之后的的夏王少康为了让后辈世世代代把禹王祭祀传承下来,封自己的次子无余为守护大禹陵的官员。自那之后,大禹陵的守护就由其直系子孙担任。

明代,《姒氏世谱》迎来了修复时期,守护大禹陵的是禹王的第一百一十二代子孙。在史济煊、陈瑞苗共著的《大禹论》中,有名叫姒权的人,从1341年到1368年间,作为“守陵奉祀生”,担任禹王陵墓的管理职务。

根据王建华编的《海峡两岸大禹文化研究》(2010年),对禹王后代的各姓氏子孙的人数进行了推算,有一千五百人。据王大良《中国的百家姓》(2004年),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禹王的主要宗族,主要有:加拿大的黄江夏总堂、菲律宾的各宗亲联合会、菲律宾曾丘宗亲总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协会、新加坡曾秋公会、泰国余氏宗亲总会、泰国候氏宗亲总会、泰国曾氏宗亲总会、台北市夏氏宗亲总会、台北市曾姓宗亲会、世界梅氏宗亲恳亲大会、香港宗亲会联谊总会。

在重视氏族关联的中国人之间,因认识到来源于禹王而感到荣耀,其团结意识也更强烈。

注:[1]笔者关注此事,为了在日本让更多的人理解中国图像的印象,编著了《中国象征·印象图典》(东京堂出版2003年)(与梅本重一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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