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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荣耀:时运、铁血与霸业

时间:2023-09-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王道”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的主张。孔子目睹东周以降,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局面,追怀过去古圣先王的治世,认为执政者只有遵循“王道”的政治理想,方能开辟太平。孟子颇为理想化地认为,“王道”成功与否是不受国力强弱和国家大小左右的。与“王道”相反,“霸道”恰恰将国家强盛视为至高法则。贾谊已经意识到,“王道”与“霸道”不可偏废,两者各有长处与短处,只有兼采而融通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中央帝国的荣耀:时运、铁血与霸业

“霸王道杂之”,从字面理解即“融合王道与霸道”,那何谓“王道”,何谓“霸道”呢?“王道”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的主张。孔子目睹东周以降,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局面,追怀过去古圣先王的治世,认为执政者只有遵循“王道”的政治理想,方能开辟太平。

“王道”必须建立在仁政之上,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复兴礼乐,恰如《论语》中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用刑罚震慑百姓,而不以礼乐教化之,便谈不上孔子心目中的“王道”。

孔子的观点到战国时又得到孟子的发展。孟子将“王道”与“霸道”明确加以区分,认为“霸道”确实能令国家强盛起来,却无法真正收服人心,只有“王道”才是实现统一、终结战乱的必由之路,所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颇为理想化地认为,“王道”成功与否是不受国力强弱和国家大小左右的。

与“王道”相反,“霸道”恰恰将国家强盛视为至高法则。春秋时,齐桓公依靠管仲辅佐,使得国力蒸蒸日上,尊王攘夷、存邢救卫,最终成为“五霸”之首。如果说,“富国强兵”在春秋时还仅是诸侯国的可选项的话,那么,到了兼并战争愈趋残酷的战国时代,则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当时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思想家,便将始于管仲的这套“富国强兵”之术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形成了法家学派。

法家对儒家推崇的“王道”“仁政”嗤之以鼻。韩非认为:“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制定严格的法令比空口谈仁义更有用,而只有国家强大了才有力量去消灭别人,否则便只能坐以待毙,正如韩非所言:“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

法家鼓吹的赤裸裸的“霸道”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战国初期,商鞅在秦国开展“变法”,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全面改革秦国的户籍、土地、税收制度,乃至计量单位、军功爵位和行政区划,把秦国打造成一台运转不休的战争机器。最终,在秦王嬴政的手上,这台机器横扫东方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帝国。

可见,自春秋战国以来,围绕“王道”与“霸道”已形成两种各有侧重的统治思路,“王道”主张仁政、德政、以民为本,儒家是主要鼓吹者;而“霸道”则主张力政、兵战、刑名法术,法家是主要鼓吹者。这两种统治思路对于秦汉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www.xing528.com)

秦以法家之“霸道”夺取天下,然而其统治仅经历两代就终结了,这给继之而起的汉代统治者以极大触动,反思秦亡的教训成了西汉初叶的一个重要命题。贾谊在著名的《过秦论》里指出,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废王道而立私爱,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始皇在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依然顽固地坚持法家的治国方针,以严刑峻法苛待百姓,无节制地动用民力,整个国家始终处于一种战时状态。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秦朝轰然土崩瓦解,就像一直紧绷的弦最终断裂一样。

贾谊已经意识到,“王道”与“霸道”不可偏废,两者各有长处与短处,只有兼采而融通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对西汉早期的几任帝王而言,这番道理都是铭记于心的,高祖刘邦在刚击败项羽时,便受到陆贾语重心长的告诫: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至文、景二帝,长期实施“与民休息”的政策,厉行节俭。“文景之治”的理论依据是黄老之学,而有意思的是,黄老之学既与道家联系极为紧密,又与法家的“刑名之学”有诸多相通之处,可以说黄老之学是融合了道家与法家的一种思想,从这个角度考虑,文、景二帝崇尚的黄老思想可被视为“霸王道杂之”的萌芽形态。

雄才大略的武帝即位后,在继承文景之治成果的基础上,为配合形势,有意识地对国家的统治方针进行调整,儒学开始取得重要地位: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年),举贤良对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朔五年(前124年),兴太学,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在弟子中选官,以经学之优劣为评判标准。至此,儒家思想在理论上成为王朝正统,而儒生参政的大门也由此敞开。

必须看到,武帝施政在本质上是王霸兼采的,他并非一边倒地信从儒者。武帝表面的“尊儒”,是因为董仲舒主张的“大一统”符合其强化君权与对外扩张的需要,然而一旦落到政治实践的层面,武帝更信用的却是张汤、赵禹等一班文法酷吏,而即便像公孙弘、董仲舒这样的儒者能获得武帝青睐,也是由于“通于世务,明于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儒学抑或是“王道”,在武帝眼中只不过起一个装点门面的作用。

武帝“阳儒阴法”的统治手段自然引发儒生群体的批评,汲黯便指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显然,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的“霸王道杂之”是在其曾祖父武帝时真正成形的,那是否可以断言宣帝的统治理念完全承接自武帝呢?答案或许远非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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