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之祸：政治危局的起因

历来最高权力的交接之所以凶险异常，关键在于权力交接时内外各种势力虎视眈眈。有人认为刘备是在吴国威胁下仓促托孤的，这并不符合实际。章武二年（222年）夏刘备战败，于次年三月托孤，四月病逝，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三国斗争的主线已转为吴魏交战。此时的吴国山越不宁，濡须、江陵面临北方魏军的极大压力，自保不暇，实际并无余力攻取蜀汉。

《三国志·陆逊传》裴松之注引《吴录》记载，刘备对此局势洞若观火，遂致信陆逊云：“贼［即魏军］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否？”面对刘备的空言恫吓，陆逊安然回信云：“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又于当年冬，两方遣使议和，两国对立实际上已经消弭，关系有所缓和，故刘备托孤之时，外患不在吴国。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指出，蜀汉之危，不在东吴，而在萧墙，这其实是三国政权共有的问题。三国均是博得地方大族的认可和支持而建立起来的突出的军事政治集团，曹魏之于中原，孙吴之于江东，季汉之于巴蜀，莫不如此。在蜀汉内部，长期以来潜伏着蜀汉本土势力与刘备荆州集团的对抗和摩擦，这构成了蜀汉政治的基本主题。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已经规划了刘备集团的基本发展路线，那就是“跨有荆益”，等待变局便兵分两路，北上逐鹿中原，恢复汉室。然而，荆州丢失，关羽殒命后，刘备集团的根本就落在了益州。对于益州，刘备及其部属等“新人”是外来者，不得不尊崇益州名士法正、许靖、董和、黄权和李严等“旧人”，安定蜀地百姓、将士之心，争取一切势力的支持以图谋中原；而蜀中旧人，同为刘璋旧属，有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更多的则是潜在暗中，等待时局变化。(www.xing528.com)

刘备用人，“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糅合两大派系，使新旧之人彼此相安，这一直是蜀汉政治的中心问题。

夷陵之战前，蜀地名士法正、许靖、董和等人已经去世，黄权迫不得已选择降魏，此时真正能够代表蜀中势力的关键人物只有重臣李严。李严不是蜀地的世家大族之后，归降刘璋之后却因才干而备受蜀地臣民信任。田余庆认为，刘备托孤，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丞相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这一安排包含着尊重新旧双方利益，安蜀汉文武之心，以图共渡难关的用意，实在是高明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