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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古社会史工作坊系列文集:墓志的使用与东晋流寓政权

时间:2026-01-26 理论教育 可欣 版权反馈
【摘要】:墓志的早期使用始于魏晋中原地区,北朝时期逐渐成为一种葬俗,在中原地区的大中型墓葬中成为最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建康周围随葬墓志的习俗,显然是永嘉南渡或东晋建国以后的新现象,最大的理由是便于今后迁葬,因此可以说是与东晋政权尤其是东晋前期浓郁的流寓色彩分不开的。从司家山谢氏家族墓出土的墓志来看,刘裕当政以后,盛极一时的东晋流寓贵族哀叹风景不再,逐渐沦为旧门,成为斜阳一族。

以上能够明确断定为家族墓地的主要依据是出土的墓志及印章材料。

孙吴、西晋时期南京周边地区的墓葬,依据墓葬形制来推断相对年代并不难,但能够用来断定墓主人姓氏、身份及埋葬年代的资料依据却不多,常见的是两汉以来传统的买地券及墓砖上的模印文字,随葬墓志的葬俗尚未影响到这一带。

墓志的早期使用始于魏晋中原地区,北朝时期逐渐成为一种葬俗,在中原地区的大中型墓葬中成为最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关于墓志的起源及其在社会上的流行,众说纷纭,其中从早期碑形墓志的形制出发,认为墓志是曹操禁碑后的产物这一学说颇具说服力,但禁碑令绝不应该成为墓志出现并流行的唯一原因。西晋都城洛阳附近出现较多的方形或长方形砖石墓志,大多出自西晋帝陵的陪葬墓。在帝陵附近赐予臣僚茔地筑墓的陪葬制度自西汉以来已经出现,但两汉的陪葬墓中还没有出现墓志。西晋在营建帝陵时,继承两汉制度,允许大臣陪葬,这在帝陵陪葬墓出土的墓志和历史文献上都留下了记录。

河南偃师西晋帝陵范围内出土的荀岳、刘简训夫妇墓志中称:“先祖世,安措于颍川颍阴县之北。其年七月十二日,大雨过常,旧墓下湿,崩坏者多。圣诏嘉悼,愍其贫约,特赐墓田一顷,钱十五万,以供葬事。是以别安措于河南洛阳县之东,陪附晋文帝陵道右。其年十月戊午朔廿二日庚辰葬。”[69]可知荀岳夫妇原本应该葬回自己的原籍地颍川郡颍阴县祖茔(旧墓)的,由于大雨造成墓地多所坍塌,皇帝为表示哀愍,特赐墓田陪葬在文帝(司马昭)陵墓附近。这是因客观情况不得已陪葬的事例。

历史文献中也有赐墓田陪葬的记载。《晋书·羊祜传》载:“从弟(羊)琇等述(羊)祜素志,求葬于先人墓次。(晋武)帝不许,赐去(洛阳)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顷,谥曰成。”[70]这是希望葬回祖茔但不被允许不得已陪葬的事例。《晋书·滕修传》称:“太康九年卒,请葬京师,(晋武)帝嘉其意,赐墓田一顷。”[71]这是志愿陪葬的事例。

可见,西晋贵族官员死后是葬在京城洛阳,还是葬回故乡祖茔,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志向,《晋书·王祥传》的记载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王祥传》称:“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烈、芬并幼知名,为祥所爱。二子亦同时而亡。将死,烈欲还葬旧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72]是葬回王氏的原籍地琅邪临沂县祖茔,还是葬在洛阳,这一点成为王祥二子的不同志向。(https://www.xing528.com)

陪葬帝陵,在其他时代的人们看来应该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但在西晋贵族官僚眼中却未必尽然。这里,支撑着归葬故土旧墓这一志向的理念,是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社会下的家族观念。

死后归葬故里,按家族的辈份顺序进入他该进入的墓穴,这是一旦外出的家庭成员的夙愿。前引史料可见,荀岳夫妇因大雨毁墓,无法葬回其故里“先祖世安措”的“旧墓”;羊祜的“素志”是“求葬于先人墓次”;王烈要求葬回故乡,王祥称其“仁”。荀氏著籍颍川郡颍阴县,羊氏著籍泰山郡南城县,王氏则著籍琅邪国临沂县,他们都是魏晋以来全国著名的贵族,他们归葬故土的志向在当时贵族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洛阳周围出土墓志的西晋墓,其墓主人没有一个是洛阳本地人。同样,在其他地区发现的带有墓志的西晋墓,其墓主人的籍贯也多不在墓葬的所在地,因此可以说,墓志出现的一大原因是为了日后的迁葬。[73]

西晋灭亡,南渡贵族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后,就像谢鲲墓志中注明“旧墓在荥阳”,“假葬建康县石子罡”那样(017),南渡贵族的遗愿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归葬北方故里,从而墓葬中放置墓志的风气在江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蔓延。但是,迄今为止江南地区发现的六朝墓志,除苏州张陵山吴郡张镇墓志(东晋太宁三年,325年)等极个别的事例外,[74]志主均非葬地的土著,只是到了南朝时期,才出现了个别江南土著的墓志。[75]从这些现象来看,墓志形成时期的墓志,标识墓葬以便今后归葬故里的意义依然是主要的,换句话说,在随葬墓志尚未成为葬俗的一部分之前,不需迁葬的坟墓是不需要墓志的。

东晋建康周边地区,但凡随葬墓志的墓葬,墓主人无一例外均是南渡北人。中原地区魏晋时期为便于迁葬而随葬的墓志,在流寓色彩非常浓厚的东晋时期,成为南渡侨人墓葬中经常出现的随葬器物。

建康周围随葬墓志的习俗,显然是永嘉南渡或东晋建国以后的新现象,最大的理由是便于今后迁葬,因此可以说是与东晋政权尤其是东晋前期浓郁的流寓色彩分不开的。关于墓志所见东晋政权的流寓性质,可以参见安然《魂归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从墓葬和墓志看东晋的流徙士族》[76]及拙稿《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77]、《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78]的相关探讨。概言之,东晋流寓贵族在东晋建国万象更新的时候,尚有恢复中原、回归故土的意愿。但是,流寓第二代以后,仅就墓志的措辞而言,他们早已误把清溪作金谷,错将建康为洛阳。从司家山谢氏家族墓出土的墓志来看,刘裕当政以后,盛极一时的东晋流寓贵族哀叹风景不再,逐渐沦为旧门,成为斜阳一族。与之相比,新贵粉墨登场,这就是南朝。正因为如此,土著化了的流寓政权——南朝,其都城空间与葬地以及墓葬的形制特征,均呈现出了新的意象,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将专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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