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都市社会：长安傲态的形成

牟复礼在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用傲态（superiority）来形容城市之于乡村的优越感，并指出由于乡村成分规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国文明里没有城市“傲态”。^[23]的确，古代中国因政治、军事防卫等因素建立的城市，被包围在乡村的海洋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城居或乡居，村自村、坊自坊，是民众的自来生存状态而已，并未经过刻意选择。秦汉时代大部分农民生活在城郭中的闾里，构成“都市社会”；在汉帝国崩溃的过程中，农民由于各种契机离开了城市，在山野建立新聚落；而到六朝时代，生活于田野之中的，有侨民，也有山东贵族，贵族通过“村”结合成社会网络，通过控制乡论，成为乡里名望家，赢得乡民的倚重，也获得出仕的资格。^[24]唐以前的各时期，似并不存在士族城居、农民乡居的固定搭配，但世入隋唐，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历年间（766—779）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的总结：“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25]向我们精要提示了选官制度变化所导致的士族居住地变化。九品中正制创立以来，乡里社会的名望家把持着察举官僚的权力；而当大一统重新出现，专制王朝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之际，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唐帝国通过大兴科举、重建中央官学体制、整理儒家经典等举措，确立了国家对文化的主导权。

城居，于官僚家族而言，既便于日常政务的处理，与同僚、文士交游，获取官场资源；又便于子孙脱离乡里村学的浅陋习气，接受官方学校的教育，日后更顺利应科举，进入官僚梯队。在此感召下，士族阶层中的精英逐渐向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城市，尤其是帝国的两京聚集。毛汉光梳理了中古十姓十三家八十三著房籍贯的迁移情况，发现这些姓氏，无论郡望何在，终唐之世，多数著籍于长安、洛阳；^[26]笔者也曾讨论过籍贯原在京畿的京兆韦、杜氏家族经营策略的变化，发现他们多数已不再生活于城南韦曲、杜曲的乡村家，而由于仕宦的需要，移居长安，实现了数代在城内坊里的散居或聚居。^[27]这股士族城居的潮流，自隋唐一直持续到两宋，对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地位产生了影响，^[28]乃至重塑了社会精英的城乡观念。

中唐文人官员白居易元和十年（815）被贬谪江州，致书挚友元稹，描述自己的志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29]

时代稍早的韩愈也以“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表达人生选择；^[30]“兼济”与“独善”，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古士族精英的生活理想，“兼济”对应的场域是韩愈所说的朝廷，而“独善”对应的场域则是山林，又分别可以联系至城市与乡村。

城居与乡居，原是士人人生选择之两端，并无优劣之分，唐帝国广大乡村区域依然充盈着未出仕的读书人、处士、僧道等文化人士，依然是“堂皇壮丽的礼的世界”^[31]；但于多数士人而言，“独善”毕竟是“兼济”其次的选择，在人生的上升阶段，为了实现辅佐人王、裨补时弊的政治理想，就只有城居，为帝王近臣。首都长安近帝王居，正以无限的政治机遇，超越其郊乡，为仕进之首选。而一旦离开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近在城门外的乡村，也形同放逐。比白居易出仕稍早的刘禹锡曾描述走出帝京的心态，“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人生不合出京城”。^[32]元和中官昭应、渭南尉，在长安郊乡转徙的王建，慨叹“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33]；在长安西南武功县任主簿的姚合也埋怨“远县岂胜村”，“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34]长安城居，成为中唐文人的共同理想。

唐代长安，在政治上统辖乡村，在经济生活中汲取乡村的资源与养分，在文化上傲视乡村，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优越感，我们称之为“长安傲态”。这种傲态，或许可视为一种早熟的城乡分别。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精英分子的思想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制度化的城、乡分离（城乡居民职业结构分化），唐中后期元和中肇始，直至宋代方才完成。^[35]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乡村治理与社会控制研究”（18ZDA17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于2017年10月14日在“南开中古社会史工作坊：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上报告，得到与会的宁欣、林晓光等诸位先生的指正，谨致谢！

【注释】

[1]《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63页。

[2]从武德元年起，统治者多次调整畿县的等第、归属和名称，或将其升为次赤，或以其改属华、同等近辅州，或将数畿县析出另置州，故京畿辖县的数目不断变化。详参张荣芳对京兆府辖县沿革的介绍，氏著《唐代京兆尹研究》第二章二节“京兆府辖区”，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16—24页。

[3]杜佑撰：《通典》卷3《食货三》“乡党”条引大唐令，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3—64页。

[4]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页。

[5]《通典》卷3《食货三·乡党》，第63页。

[6]宫崎市定据唐户令对乡里、村坊的规定，认为唐代基层聚落划分的自然标准与人为标准（户口数）重复平行，参氏著《中国にお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国崩坏の一面》，《东洋史研究》18卷4号，1960年；中译文收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9—40页。吉田孝在注释唐令时将宫崎氏这一观点简明概括为“二重构造”说，参井上光贞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律令》，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第550页。感谢侯振兵学兄代为检核资料。

[7]唐宪宗元和四年（809）五月因供军用征见钱的敕文，出现了“乡村户”与“坊郭户”的表述，“诸州府先配供军钱，回充送省。带使州府，先配送省钱，便留供军，……宜令于管内州，据都征钱数，逐贯均配。其先不征见钱州郡，不在分配限。如坊郭户配见钱须多，乡村户配见钱须少，即但都配定见钱。”王溥撰：《唐会要》卷58《户部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86页。距唐亡不远，后唐清泰元年（934）翰林学士程逊、学士和凝、张砺等上中书门下十三事，亦将“城市乡村”并列：“伏闻关西、河东，人民饥馑，殍者多。其城市乡村积粟之家，望令官司通指姓名，俾令出粜，以济饥民。”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7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85页。

[8]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9—570页。

[9]温家宝：《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求是》2012年第2期，第3—10页。

[10]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收入《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474页。

[11]侯外庐：《周代“城市国家”及其亚细亚特性》，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3—199页。

[12]张光直认为，中国早期的城市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第61—67页。

[13]Frederick W．Mote，“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 350—1 400”，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101-154．(www.xing528.com)

[14]观点见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叶光庭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2—175页。

[15]参读鲁西奇《“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7—16页；包伟民《以历史思维看唐宋城市史》，《光明日报》2017年6月11日《光明讲坛》。

[16]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条，此据王民信主编《西湖老人繁胜录三种》，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81年，第88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4载哲宗元祐二年殿中侍御史孙升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612页。

[18]《长安志》卷7，宋敏求撰、李好文撰《长安志·长安志图》，辛德勇、郎洁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60页。

[19]《通典》卷2《食货典》载开元二十五年令，第32页。

[20]关于长安城市的人口数，学界采取不同的估算方法，而结果存在争议，参读张天虹《再论唐代长安人口的数量问题——兼评近15年来有关唐长安人口研究》，《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第11—14页。本文取唐长安城市人口过百万的一般说法。

[21]取自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说法，E．J．Hobsbawm，Bandits（Revised Edition），Pantheon Books，New York，1981，pp．17-30．

[22]以对碾硙的经营为例，玄宗开元九年（721），代宗广德二年（764）、大历十三年（778），宪宗元和六年（811）、八年，因京兆府、县官上奏，朝廷曾屡令拆除渠道上私家碾硙，或归府县收管，《唐会要》卷89《硙碾》，第1924—1925页。

[23]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17—119页；Frederick W．Mote，“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 350—1 400”，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03-104．

[24]参读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入手》，牟发松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1997年，第1—18页。

[25]《通典》卷17《选举五》，第417页。

[26]毛汉光：《从士族籍贯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2002年，第234—333页。

[27]拙文《唐代京畿士族的城市化及其乡里影响——以京兆韦氏、杜氏为例》，《长安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2—286页。

[28]学界对宋代士族到底倾向城居还是地方化有争论，但城居确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参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新史学》1卷2期，1990年，收入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65—218页。

[29]《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94页。

[30]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4页。

[31]语出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入手》，牟发松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第16页。

[32]刘禹锡：《曹刚》《和令狐相公别牡丹》，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65、558页。

[33]王建：《寄广文张博士》，《全唐诗》卷301，彭定求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425页。

[34]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全唐诗》卷498，第5656页。

[35]相关研究如谷更有《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第103—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