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不过在切入正式的讨论之前，首先应对这个概念予以澄清。事实上，尽管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在主张自己有各式各样的权利，但似乎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流行的话语中，似乎只要某些利益对“我”而言是重要的，那么它就成了一项权利。但这种看法显然经不起检验，它和我们使用权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回想一下，自己严肃地主张某项权利时，往往是在和别人争执中，我们强烈地主张对方必须做或者不做某些行为：我们有权保持沉默，意味着你们不得强迫我们开口；我们有权知道国家预算的具体情况，意味着政府必须信息公开等。可是，如果权利只意味着“我”认为重要的利益，那么凭什么要求别人予以尊重和配合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当权利是“我们”认为重要的利益时，我们才能要求别人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
不过，主张权利代表了某些重要的共同利益，并不足以界定权利。有人会问，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共同利益”这个概念，为什么还要“发明”权利呢？事实上，只要存在稳定持续的文明社会，人们之间必然会共享某些重要的共同利益，但并不必然存在权利的概念。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儒家描述的理想社会，便是建立在“五伦”的理想化人际关系上，这五伦自然是儒家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但儒家更强调“和谐”而不是权利的概念。事实上，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也证明了，权利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一个没有权利的社会，同样可以稳定和繁荣。
严格来说，权利这个概念是和上一节我们提到的理性公民文化关联在一起的——这是一种由市场经济孕育出的文化形态。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儒家的观念和理性公民文化加以说明。既然儒家社会理想的核心是“和谐”，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个人做了破坏社会关系和谐的错事，我们就能给予批评，甚至对其施加强制。但是在理性公民文化中，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自主的能力，并且认为正确的事情是人们出于正确的理由行动，而不仅仅是作出外在正确的事情。由于人的良心是无法被强制的——这就是说，你不可能强迫一个人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因此我们才会授予人们权利，让他们选择和自己良心保持一致的做法。权利带来了选择的自由，人们可以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重要事项上，选择自己真心诚意认可的行动方式去实现这些利益。因此，可以将权利视为以尊重自主的方式促进共同利益的一个概念。
进一步说，既然理性公民文化认为自主是最核心的精神和理想，这就给予了个人权利更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当我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之后，权利将保护这种选择，即使另一些做法可能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上升（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更多的人受益”），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人，也都无权要求我们更改自己的选择，更不能使用强制力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的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形象地将权利在当代社会中这种显要的地位称之为“王牌”。在桥牌比赛中，王牌将会无条件压倒其他牌。[3]这就是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做×，但我们发现做不做×实际上是我们的权利，那么此时我们只需要主张“这是我的权利”，就足以断然拒绝政府的干涉，不需要陷入做×好还是不好的具体论证中。这件事全权由我们自己做主。
法治经典赏读：(www.xing528.com)
个人权利是个人手中的政治王牌。当出于某种原因，一个集体目标不足以证明我们可以否认个人希望什么、享有什么和如何行动之时；不足以证明可以强加给个人某些损失或损害之时，个人便享有权利。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
正因为权利具有这种断然性的地位，对享有各种权利的我们而言，政府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行动才是正当的，即它的行动受到事先颁布的规则和准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和准则是依照合理程序制定出来的，这些程序确保了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的意见和想法得到充分的表达。这些要求只有现代法治才能实现，因此一方面个人权利奠定了现代法治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现代法治则承诺和保护了个人权利，同时也就保护了个人自主。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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