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春季扫荡，孟村抗战坚守斗争

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政策，在“扫荡”战术上，由短促突击式进攻转为长期“清剿”“驻剿”，由分散小股兵力“扫荡”转为集中优势兵力“扫荡”，由长驱直入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纵深“扫荡”。1941年3月21日，日伪在华北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强调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其内容是：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建立“反共自卫团”和保甲制，清查户口，实行“良民证”“身份证”“旅行证”等。同时，广修封锁沟墙、碉堡据点，以分割抗日根据地。目的是分割和隔绝各抗日根据地，打击和消灭抗日武装力量，进而侵占抗日根据地，并大量掠夺沦陷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可靠基地。在冀鲁边区，日伪力量得到扩充，敌占区面积和游击区明显增大，交通要道和大村镇均被日伪占领并建起了岗楼和据点。敌继续实行“囚笼政策”，强迫群众在据点之间挖封锁沟，以限制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为达此目的，日军出动步、骑兵3000余人，汽车60余辆，对冀鲁边区发动了春季大“扫荡”，抗战局势进一步恶化，斗争更加残酷。7月7日，华北日伪军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发展乡村“自卫”力量，与伪军警协作以完成“剿共”，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并实行大规模“扫荡”，以“蚕食”根据地中心地带。为巩固游击区，县大队带领一支10余人的手枪队，深入条件艰苦的堤东、帽圈一带开展工作。这里上级布置的破路挖沟、破坏敌通信线路等任务完不成。副大队长张炳臣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掌握一些通敌及扰村害民的坏人，并镇压了坑害群众、民怨极大无恶不作者10余人。这一行动起到震慑敌人、教育群众的作用，打击坏人的嚣张气焰，安定社会秩序，维护群众的利益，使抗日政权的各项政令得以推行，粉碎了敌人将这一游击区变为敌占区的阴谋。11月1日，华北日伪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增加兵力扩大敌占区的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企图以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消灭抗日武装有生力量，摧毁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

孟村地区的军民同敌人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对敌占区的集市进行封锁的方法进行“反封锁”，即禁止周边附近村群众向敌占区贩运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距日伪据点5千米以外的村庄，坚决不给敌人拿钱、拿粮，不出民夫；距离日伪据点2千米的村庄，能不给就不给，能少给就少给，能晚给就晚给；必要时采取武装配合，事先与群众商量好，抗日武装一鸣枪，就四散而走。凡日伪小股武装到村催粮要款，就坚决打击。敌人控制煤油、火柴、纸张、布匹、医药等，根据地中心地带的军民就用豆油、毛头纸、土布、中草药取代。通过一系列反经济封锁措施，粉碎了敌人的掠夺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使中国成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用最大的力量在华北、华中等占领地区进行所谓“治安建设”，把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武装作为主要进攻对象，企图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反复组织军事“扫荡”加以消灭。1942年1月，日伪军8000余人对冀鲁边区进行合围“扫荡”，实行野蛮“三光”政策，日伪到处增设据点，边区形势日趋恶化。(https://www.xing528.com)

为加强根据地内党的统一领导，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各主力营活动地区成立军政委员小组，统一领导反“扫荡”斗争。县大队、区中队、中心村抗日自卫队以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保卫家乡，形成两者之间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战斗力量，游击战争广泛开展起来。同时，使根据地中心地带党、政、军、群之间增强团结，拧成一股绳，共同粉碎日伪军大“扫荡”。孟村地区各级党组织加强抗日领导，积极扩大抗日武装；深入发动群众，除奸反特，整修“交通沟”“空舍清野”，开展敌伪工作，分化瓦解敌人。

1941年至1942年，冀鲁边区连遭自然灾害的袭击，加上日伪的疯狂“扫荡”，根据地中心地带处于没衣穿、没粮吃的境地。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抗日军民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坚守抗战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