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践精神和主体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在于实践精神和主体精神。冯友兰先生曾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认为中国哲学既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又是一种出世的哲学。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孔子有个学生问死的意义，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圣人是社会中道德完全的人。由此看来，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也是入世的。

然而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而言，我们若要了解它，就不能说它是入世的，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又出世。中国哲学认为，一个人不仅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行动上完成入世和出世的统一，这就是圣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

由于中国哲学讲“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是与人及人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于是，中国哲学核心的实践精神和主体精神，经过儒家的阐释发展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和实践方式。而其最高境界是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的“天人合一”境界。这种对于知行过程中主体地位及其意义的关注，最终经过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成为注重主体实践的思想传统。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实事求是”这一传统哲学命题的发展。“实事求是”在汉代是经学家治学的主要方法。宋代以后至明清之际，“实事求是”作为治学的宗旨和方法，被称为“实事求是之学”，其核心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种以主体亲身践履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观，注重人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强烈的人文意识，^[1]既非常关注人本身和人的主体作用，又不断探索发挥人的作用、引导人参与实践的途径。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重视人的价值。冯友兰认为，从历史上看，奴隶制的生产是完全在奴隶主的强迫压制下进行的。因此，奴隶们的生产活动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而在奴隶制晚期逐渐萌发的封建制的地主经济则不然。劳动者在劳动结束以后，可以分得一部分劳动果实。因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逐步认识到，对于劳动者不必强迫，他自然而然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www.xing528.com)

第二，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和界定。中国古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认识取向，第一种取向是着眼于人的物质生活，即着眼于人对于自己所需要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自然界所不曾有过的熟食、房屋、衣服、工具及其他。表述这种观点最清楚的是管子与墨子。管仲认为，人的特点是能“虑”能“务”（能思考能办事）。所谓“虑”和“务”具体地表现在有了一个想法后，能动手实际操作，达到自己的目的。墨子认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即人只有出力劳动生产才能生存，不出力劳动生产就不能生存。他还引申出一项重要原则：“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兴”的具体内容又是“富”与“庶”，前者指物质财富的增加，后者指劳动力的扩充，这些都是为了改善人的物质生活。

第三，取向是重视人之“心”，即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以孔子与孟子为代表，孔子所重视的人的道德品质主要指人类的精神自觉。这种自觉，突出地表现在人能自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同时又能“推己及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是说，自己把自己当人；后者是说，自己把别的人也当人。在孔子看来，周礼是中国历史上传下来的最合乎情理的文化意识。凡照周礼行事的人，均能锻造出自己完全的人格。所谓完全人格，取决于两个要素：一个是人的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便是“仁”；另一个是社会规范对人的感情发生作用的方向进行调整和约束，便是“礼”。孟子坚持并充分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人在本性里含有一种“善”的因素。孟子将它称作“端”，也就是苗头。这种为善之性集中体现在人皆有一种“不忍人之心”，就是害怕看到别人痛苦。在此基础上，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就像人的四肢为人所有一样。若能发挥这四者，就“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发挥这四者，则“不足以事父母”。

综合来看，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有所不同，前者强调社会物质生活，后者注重个人精神生活。但却都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和总结，都折射出实践精神和主体精神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