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书箧中藏银，令族弟代运之事，亦过于离奇。万两白银，若是金属，过于沉重，下文中也有说到银券，何以不用银券轻便安全。且当时方宗诚之子方守彝侍候在侧，常往来桐城与枣强，何以不用自己儿子运送，而是要用族人，导致“事乃泄”。于理不通。李鸿章代递千两银票之事，属于看不出贪墨所在。做县官若干年，而直隶知县仅养廉银在一年六百至一千二百两[19]，只拿出一千两银票来，若非有所隐瞒，恐怕只能算是廉洁了。杨怀志称曾听吴孟复说到方宗诚致仕归里之后：
儿子守彝替他整理书籍，发现在父亲的文稿里，夹着许多金银薄片，大惊失色。方宗诚顿时满脸愧色。儿子一再诘问，他竟半天支吾不出一句话。他见儿子望着那些金银薄片在伤心落泪，只好说出事情的原委。那全是属吏和好友在他卸任离别时送的礼品，他本不想收，但盛情难却。再说为官俸禄除了养家糊口，全用于接济当地的一些穷学生，身无分文积蓄，而自己所写的《俟命录》《志学录》等几十卷，都无钱刻版刊印。[20]
后来方宗诚听守彝之劝将这些金银送回枣强助资兴学。这事也颇可疑，送礼竟然是金银薄片，这种造型对于礼物来说，真是比较奇特。吴孟复生于1919年，而方宗诚卒于1888年，显然没见过，就连方守彝也是卒于1924年，那时吴孟复才五岁，杨怀志称“此事是著名古文学家吴孟复先生所述”[21]，恐怕不能是亲闻当事人之述，而是他人转述或文献所载，今日笔者实在找不到他证。就此文叙述其他內容来说，也基本不真。方宗诚本人的著作确实未在枣强刊刻，但基本上全部刊成于致仕之后，去世之前，不存在无钱刊刻之事。若真退了这些金银就没刊刻之资，那么应该是见不到《俟命录》《柏堂集》的刻本了。事实上，煌煌九十四卷的《柏堂集》现在存世颇多。以古代为长者讳的传统，这事传播出来的可能性不大才对。杨文中还提到“卸任回家，属吏和百姓夹道相送，只见他除了四大挑子书外，什么也没有，真可谓两袖清风”[22]。此事《清代野记》记载亦全然不同。《野记》称方宗诚离任时，“乡民数万聚城下，具粪秽以待，将辱之，为新令吴传绂所闻，急以敝舆舁方由他道遁，始免。”二文对比看来，相去甚远，基本完全相反，只能都当成戏说。(www.xing528.com)
《清代野记》所诟方宗诚外表朴素，实则贪酷。称枣强为直隶第一美任，“他人令此，岁可余四万金。方与文忠昵，既无馈遗之繁，又善掊克之术，更以道学蒙其面，所入当倍之，莅枣五年，不下四十万金矣。”计算方法是方宗诚一年贪八万，共做了五年县令，所得不下四十万银子。实际方宗诚自同治十年(1871)上任，光绪六年(1880)夏乞假归，共做了九年多县令。所得正当收入当有一万多两。县令的一年正俸九十两，直隶知县养廉银一年六百至一千二百两，就其高者计算，十年收入共一万二千九百两。但实际要支出家丁仆婢及雇养幕僚等，不可能全部成为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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