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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原罪:社会转型揭示的真相

时间:2023-12-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我看来,中国富豪大部分从法律、道德和良知角度说,是有瑕疵的。但是,他们的“良心罪”却不是“原罪”。他们的“良心罪”在于他们收买、租用权力,使自己参与到了社会机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中去,从而使自己暴富起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寻租和缴租、索贿和行贿的关系问题。赖昌星、刘涌等富豪出事的同时,是大批地方官员落马。近年来,国内富豪纷纷落马。

财富与原罪:社会转型揭示的真相

朱志砺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接受《赢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别的房地产公司是(利润)低于40%不做,万科却是高于25%的利润不做,可以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做过超过25%利润的项目。”

王石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企业家。尊重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做人原则,以及他领导的万科有非常正气的企业风格。

王石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具体化的、量化了的价值尺度。

真正的企业家,对行业利润率总会有一个精确的判断。产品销售价格减去总成本,附加值毛利率大致在哪个区间就可以基本估算个大概。

如果利润远远高出正常水平,那就意味着一定有猫腻蕴藏其中。

周正毅案的败露,我把它看作是“关系生产力”和暴利动机引爆的一场富翁自焚戏。

在中国,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支配权,因此,一个人财富的多寡,总是与他跟权力的远近成正比。离权力越近,敛财机会就越多。正因为如此,在财富圈内,就有“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现实“经济学”论断。这个“关系”,当然是指与权力的关系,与资源支配者的关系。

但是,“关系”并不是作为“生产力”来创造财富的,“关系”只是一种财富分配方式,造成的结果是我多即你少的零和博弈

周正毅靠关系拿到了寸土寸金的市区旺地,表面上不要花一分钱,但实际上成本巨大,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成本就是拆迁户的预期。按照一般设想,靠关系拿到地,凭项目靠关系贷到巨款,再背靠行政权力,把拆迁户安置到远郊,简直就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杨斌、仰融、周正毅等富豪的从暴富到垮台,背后实际上就是官与商、权与钱之间的苟合与离弃过程。

前段时间,媒体上炒作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接着就有一批人来帮富豪洗白。我一直是冷眼旁观的。在我看来,中国富豪大部分从法律道德和良知角度说,是有瑕疵的。如果有个上帝,那么,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需要跪在十字架前忏悔的。但是,他们的“良心罪”却不是“原罪”。甚至也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的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家的每个毛孔都是肮脏和血腥的问题。他们的“良心罪”在于他们收买、租用权力,使自己参与到了社会机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中去,从而使自己暴富起来。是权力和资本勾结抢钱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的“勤劳致富”故事早已终结。在行政权力垄断了大部分商业机会社会资源环境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作为一个群体,历经了多次洗牌,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是权力的近亲或关系户。而且,这个群体正在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俱乐部,草根阶层几乎无望登堂入室。(www.xing528.com)

孙大午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民间资本,拒绝缴租、收买权力的民营企业家,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有多艰难。周正毅轻轻松松就能搞到几十亿的巨额贷款,而孙大午创业10年,总共才贷到过几百万。

在内地,有不少企业家徘徊在与权力走得太近要死,拒绝与权力交易也要死的两难境地。

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行政权力对资源、机会的控制太多。张二江之类的父母官有心态、也有这个充分权力,做到“让你富,你就富;不让你富,马上可以把你变成阶下囚”。

在我们声援支持孙大午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孙大午的集资,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是有罪的。但与孙大午有类似做法的企业家大把,为什么偏偏是孙大午遭殃呢?

我在一家高科技创业企业担任独立董事。该企业在注册时,花了2万元代理费,请中介公司办营业执照。按照法律和政策,他们那个行业要注册有限公司,必须要有100万注册资本。但创业之初,他们哪来这么多钱呢?不过不要紧,有变通办法。你只要花2万元,有人会帮你办好银行的验资报告和一切合法手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中国富豪有没有“原罪”,能不能洗白,在我看来,都不是根本问题。企业家有各自的价值观、人格特征和行为准则,有好人,自然也有坏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寻租和缴租、索贿和行贿的关系问题。不要把这两个关系问题搞得像古老的哲学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复杂,争论几千年没个准确答案。

赖昌星、刘涌等富豪出事的同时,是大批地方官员落马。

行政权力过大,管制越多,掌握的资源和机会越多,权钱交易的机会就越多。单纯的经济改革,最终将造就一个官员、富豪两方面都不干净的局面。

邓小平在谈到改革怎么走时,曾经说过:没有好的体制,好人也会变坏;有好的体制,坏人也使不了坏。

近年来,国内富豪纷纷落马。胡润版中国富豪榜成了富豪落马排行榜,以至于有富豪宁愿出钱求胡润不要让自己上榜。为什么中国富豪的出事频率如此高,我们不应该从企业家人品上去找原因,而应该从企业家所处的经营环境去分析,从如何才能获得财富的途径去反思。从而改变企业经营环境,促进社会转型,去建立一个“好的体制”——一个好人可以干干净净赚钱、赚干净钱的体制。

我把富豪落马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环境因素使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没有道义良知方面的责任。正像本文开头引用的例子,在任何一个行业里,超出行业平均利润的暴利,背后一定有黑幕。当利润超过40%时,企业家就应该警醒:我是不是进入了一场危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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