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2年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提出文化形态取决于文化结构之后，近几年一直吸引学者展开研究，新说新解不少，有的注意基本形式，有的重视“深层结构”。
关于前者，以为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复合体，体现着一与多的统一，就是说整体与个体、思考与行为等，使中国文化既有大传统，又有小传统，两者互相冲击形成中国文化之流。
关于后者，有各种模式竞争。或以为中国文化旨在谐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因而追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或以为中国文化不是主静的，而是主动的，因此古近学者都着眼于变，史学家注意“食货”沿革，经学家考察礼乐兴等。或以为中国文化是封建权力结构的精神表现，在结构上具有权力崇拜、道德至上、禁欲主义、因循守旧、向度单一等特点。
但近几年引起较大争论的还是“超稳定结构”论。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在历史表象背后》等书中，运用控制论、系统论和数学模型的方法，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相应的意识形态结构属于它的子系统，这个结构又由三个子系统即社会观、价值观和哲学观组成，它以封建一体化所必须的适应态为目标值，以内和谐为条件，占正统地位的便是儒道两种理论体系形成的互补结构。这种超稳定结构论，对于传统文化的结构，从整体上作了相当全面的剖析，不同于某些感想式的议论，因而在学术界引起注意。不同意这一结构说的，多半限于列举具体史实以说明封建社会在长期停滞中仍有变化，不能称作超稳定的系统，但缺乏可资对照的新理论建构。(www.xing528.com)
我不敢苟同“超稳定结构”这一结论，但认为其中提出的问题值得深究。实际上，“五四”时期《新青年》一派思想家，便已提出“尊儒崇道”是旧文化的灵魂，但以为崇道是迷信由方士衍化成的道士思想，并以为国民性中浸透的崇道成分较尊儒更甚，因而他们几乎一致憎恶义和团思想。这种认识被打倒孔家店的气氛所淹没，以后也没有从传统文化结构的角度进行史论结合的研讨。现在超稳定系统论把传统文化结构界定为儒道互补结构占主导，实为七十年来仍然存疑的课题。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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