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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里春秋:八九通经致用

时间:2023-09-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因此,“通经”的儒者,为达到“致用”的目标,改变先辈传下的经义,乃至伪造于己有利的经典,在经学史上不乏其例。因而,即使在经学成为封建统治学说以后,“通经”与“致用”二者之间,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章太炎在清末提出,应该区别经、儒,认为“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

壶里春秋:八九通经致用

早在汉代,人们便已重视儒术经学的区别了。《史记》虽然没有出现“经学”一词,但已有“文学”与“儒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司马迁传儒林或传公卿,倘指学问或学人,必用“文学”,倘指方法或手段,必用“儒术”,二者从不混用。《汉书》也是如此,不过或改文学为“经学”,或称儒术为“经术”。

那时为什么重视术学之辨呢?因为术重实用,学贵探索。在中世纪式的大一统时代,统治阶级推崇任何学说或学派,除了相信它们对于自己的统治具有某种实用价值,还可能有别的兴趣吗?所以,在秦汉间相继占据统治地位的三个学派,无不强调自己掌握着高明的治术。法家讲“法术”,曹参改用“黄老术”,贾谊强调“取与守不同术”,都是例证。

汉武帝初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我考证,罢黜百家不过是罢黜黄老术而代之以儒术的一种饰语,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过程,从号称“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开始,到田蚡、公孙弘先后执政止,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所谓儒家,相继与法家、黄老家相对抗,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主要靠的是“术”,而不是“学”。叔孙通究竟通何经?谁也不清楚。但他“知时变”,善于窥伺时机,揣摩君主心理,制定出一套形古实今的朝仪,博得既服膺秦制又想表现否定秦制的汉高祖龙心大悦,为儒家在汉朝统治集团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这不正是靠术吗?贾谊在批评秦始皇父子都不懂“取与守不同术”的同时,向汉文帝建议分割齐、赵等诸侯国的实力;晁错在传播《尚书》之后,向汉景帝建议“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不都是靠术赢得君主信用吗?在独尊儒术中,起过决定作用的田蚡、公孙弘,尽管一个学的是杂家,一个只是从旁学得《春秋公羊传》的皮毛,却或靠外戚特权,或靠皇帝恩宠,为了在宫廷政争中取胜,支持以儒术代替黄老术,或支持公羊学派垄断法令解释权,不也都是重术的表现么?

正因如此,从汉代起,统治者立一学说,扶一学派,首先要看是否于己有用。汉武帝重用公孙弘,赏识兄宽,并非因为他们有学问,而是表彰他们“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董仲舒所以在西汉经学家中名望日隆,也并非因为他真通《春秋》,而是推许他更会用经义缘饰法律,使《春秋》被看作孔子预先替汉朝制定的法典。既然经义只是实际统治术的装饰,好比衣服的花边,那末它是否真孔学或真儒学,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用经义作为缘饰的结果,也促进了对经义本身的研究。这种研究,无不为了显示本家本派的理论,更适合于统治者的实用需要,因而逻辑的归宿必定是所谓“通经致用”。如皮锡瑞所描绘的,“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当然,得益的不仅是花边需要者,还有花边制造者。因此,“通经”的儒者,为达到“致用”的目标,改变先辈传下的经义,乃至伪造于己有利的经典,在经学史上不乏其例。董仲舒袭取阴阳家五德终始说以解释《春秋》,贾逵牵合今文家谶纬说以抬高《左传》,王肃伪造《圣证论》等以打击郑玄“通学”,便是人所熟知的事实。(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理论的研究和实用的需要,究竟不是一回事。改变经义终将留下痕迹,伪造经典必将露出破绽,而且经典的传授和经义的解释,主要服从知识教育的法则,在形成为“学”以后,便会沿着相对独立的行程前进,往往在实用的需要面前,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惰性。因而,即使在经学成为封建统治学说以后,“通经”与“致用”二者之间,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当统治术需要变更的时候,就会以经学内部派系纷争加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章太炎在清末提出,应该区别经、儒,认为“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这个说法不见得正确,即使在标榜“实事求是”的清朝乾嘉考据学者中间,也难以找出纯以“求是”作目标的例证。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引人注意经学与儒术的差异。

了解这一差异是必要的。自西汉以后,经学便君临于思想文化领域。它开始便重术轻学,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无疑起过重要影响。比如说,那以后的思想界,愈来愈重实用而轻理想,重经验而轻学说,重现状而轻未来,愈来愈将目光专注于君上心意,祖宗成法,百姓规矩,能说与独尊儒术没有联系么?不待说,适碍其反的结果也有。例如注目于实用需要,可因时代不同而出现的需要变化,刺激文化的传统随之起变化。但既然思想界已养成以封建君主的需要为需要的习惯,那末任何变化只能限制在统治阶级实用需要所许可的范畴之内。否则,即使像桓谭那样恪守孔子之术,被王充誉为“素丞相”的人,也会因为不明东汉光武帝提倡谶纬即经术的用心,而被光武帝斥为“非圣无法”。在术重于学的时代,经学的理论研究只能服从于手段的取向,于此可见一斑。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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