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世纪的统治学说，中国经学属于中国儒学的一翼。这一翼的历史，没有中国儒学史那样漫长，但从公元前2世纪晚期它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居于支配地位那时算起，直到本世纪20年代它被挤出舞台中心为止，其间也有将近两千一百年。
在这两千多年中间，随着中国统治者实用需要的变更，经学的形态也在变异。从满足以经术缘饰政治的需要的角度考察，由西汉到清朝的经学形态，可以大概分成经汉学和经宋学两大体系，而经汉学又有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更迭，经宋学也有理学与心学的畸变。
然而，在这部历史的最后一段行程，也就是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那近三个世纪里，事情却变得有些异样。这段时间统治全国的主要是清朝，一个由少数民族征服者建立起来的专制王朝。这个王朝在帝国内部实现的“大一统”程度，用中世纪的传统尺度衡量，可说是空前的。但这个王朝的君主贵族们，唯恐丧失征服民族特权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那持续的时间与烈度，也使以往任何少数民族王朝的帝王们相形见绌。
这样的矛盾情形，在清朝初中叶的各个方面，都有清楚显示。谁都知道，满族统治者刚把明朝皇城变作清朝首都，八旗马队还在南下途中，就颁行“依西洋新法”的新黄历，建立实行满汉双轨官制的新政府，并在占领区强迫被征服的各族男子改行旗人装束。说起来是堂皇的，“改正朔，易服色，正制度”，不正是往古传统？但每项措施，都在提醒那些熟读孔子、朱熹经书的汉族士大夫，注意他们在“用夷变夏”。不过，由此引出的隔阂与敌意，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漠乃至消失。难办的倒是怎样对待传统的统治学说。
在这方面，文化落后的满族，自然拿不出一套完整的观念形态同传统经学抗衡，而几百年来传统经学形态，非程朱即陆王。王学时髦，可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士风，对于清朝灭明固然有利，待到自己治天下不就同样有害么？何况最难驯服的东南地区，那些多半属于王门支脉的文人结社，不就是抵抗运动或者不合作运动的策源处么？所以，除了尊朱抑王，也就别无选择。当然还有更切实的理由，就是经宋学的这个形态，既曾被满人的先辈金元统治者用以治心，也曾被胜朝的开国君主拿来治人，而且同传统的文官教育选拔制度已经密不可分，为什么不接过来为己所用呢？(www.xing528.com)
只是尊崇的同时，没有忘记疑忌。因此，一面表彰理学名臣，一面讥斥“假道学”；一面“以理杀人”，一面压迫真理学；一面追贬“贰臣”，一面申斥宰相竟想“以天下为己任”，这在清朝君主中间已经相沿成习。对此，我已做过多次讨论。
由分裂的文化心态导引出的分裂的文化政策，在我看来是解释清代经学史的一个关键。否则，中国保存中世纪统治形式的最后一个王朝，向以君主个人的高度专制著称，但适应政治“大一统”局面的经学，却始终是分裂的，而且出现“异端”居于主流，“正统”的理学反而冷落的奇特景观，那就会变得难以理解。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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