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小城三家村塾师出身的魏源，犹如法国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描写的于连，怀着羡憎交织的情结，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并以极端实用的眼光看待一切学问，可以毫不困难地改变见解。他对西洋情形原无研究，但在鸦片战争败局已定后，仅用一百天便拿出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从此以“夷务”专家现身。这部书与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关系也终成疑案，且不去说它。单看这部书的效应，主要也不在于向人们提供了域外世界的新知，而在于其中发表的“筹海三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三策都不新鲜，相反每策在前都曾有人提出。即使从“致用”的角度来看，前二策在天朝已被“英夷”打得威信扫地的情形下，纯属一厢情愿的臆想；以后冯桂芬指斥这二策表明魏源昧于外情，“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适足取败而已”。这批评已隐讥魏源实际是在迎合清君主的虚骄心态，助长天朝至上论的幻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倒是满洲列祖曾经行之有效的策略，“师明长技”而成功地夺取了朱明天下，因而虽是旧药方，但经林则徐在粤海一隅应用它获得过有限成功，便使人们以为它可能真是“制夷”的良策。从这一点来说，《海国图志》刊行后引起了把手段当作目的之效应，也就是人们越来越不讳言有必要“师夷长技”，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人常把道德关注作为衡量政策可行性的尺度。林则徐虽然务实，但也存在着很深的夷夏不两立的偏见。他服膺宋太祖的名言，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使他的“民族主义”，很难同盲目排外倾向相区别。他晚年领导福州士绅闹“神光寺教案”，怒斥允许传教士入城行医的巡抚徐继畲“强民从夷，是何肺腑”，而这位徐继畲，恰是同时代开始越出“师夷长技”的藩篱的高级大臣。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始编与《海国图志》同时，由于每事都要考证并向在闽外国人士讨教，因而成书虽稍晚，却不仅向国人绍介了远比后者确切得多的域外世界知识，而且破除夷夏成见，在书中客观叙述了英、美、法的民主政治，就是说比林则徐更深入地探究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动力。多年后清帝国的驻外使臣，行箧中必携徐书，而不是已扩充成百卷的《海国图志》，那不是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选择失误。(www.xing528.com)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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