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自加拿大抵达日本横滨。三天后，一份标明秘字的密报便送到了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面前。自此，日本情报人员即十分注意孙中山的动态，各种报告不断送向外务省。日积月累，数量相当可观。这些报告，和其他关于中国革命者的情报汇集在一起，名为《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含亡命者）》。现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号为1.6.1.4-2-1。它们是研究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将其中少部分摄成缩微胶卷，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大部分遗漏未摄。1985年，我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之邀，赴日访问，有机会阅读了全部该项档案。现就其中1900年部分略作探索。
1900年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这年6月，中国北部土地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大举入侵中国。这时，孙中山正居留于日本。他忧心如焚地注视着国内外形势，千方百计地利用时机，筹备发动反清起义，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档案反映出，孙中山的想法是：在南方建立共和国，然后逐渐向北发展，推翻清朝政权。6月上旬，他与人密谈说，“目前北京方面形势异常不稳”，“如清政府势力失坠，即我辈奋起之良机”，他表示：“我等之最终目的是与南方人民共商大计，割取清帝国之一部另建一新共和国。”[12]8月，和孙中山一起行动的日本人内田良平也透露：“孙逸仙及其一派党徒策划之目的为，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地，建成一独立的共和政体，然后逐渐向华北方面伸展势力，推翻爱新觉罗政权，最后统一支那十八省，在亚洲建成一大共和国。”[13]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纵横捭阖于香港英国当局和日本政府之间，同时积极争取李鸿章、康有为、容闳等人，力图建立广泛的合作。
当时，香港英国当局正在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据华南“自主”，孙中山对这一计划表示过兴趣。为此，他于6月11日离日南行。7月12日，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途经香港，曾与港督卜力（N.A.Blake）会谈。有关情况，孙中山于7月24日向日本“某访客”介绍说：“太守（指卜力——笔者）向李氏说明形势，言称：按刻下清国时局，实为分割广东、广西两省之良机等等，并怂恿李鸿章以孙逸仙为顾问，出掌两省之主权。李氏答称：将观察今后时局之趋势，徐行处断。”孙中山并称：“太守所言，盖系欲以两广为英国属领，以扩展其利益范围。”[14]这段言论显示，孙中山虽然在华南“自主”问题上与香港英国当局发生密切关系，但对其侵略意图是洞若观火的。
关于孙中山南行的情况，档案称：“目前孙逸仙潜赴香港之际，曾与香港太守进行密商。密商之事似已略见端倪，故又暂来我国。其后，香港太守已有通告前来，略谓：密商之事，当可接受。”[15]孙中山南行时，一直未能与卜力见面。这里所说的“密商”，可能发生在孙中山的代表与卜力之间。据卜力8月3日给殖民大臣张伯伦的备忘录，他和孙中山的代表确曾有过一次会见。卜力要求孙中山等人起草一份“有许多人签名的送给列强的请愿书，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并且说明，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在目前的危机中会使列强为难的行动”[16]。卜力报告说，他的建议已送交孙中山的“革新派”。日本外务省档案所述，当即此事。档案又称：“孙之同志已将其所谋事项草成一纸建议，拟请交香港太守。”[17]档案并提供了该项建议的具体内容，共四条：
（1）移都中央（上海或汉口）；（2）颁行自治制（中央政府将就施政问题向各国公使征询意见，地方政府将就自治制问题向各国领事征询意见）；（3）改革刑政，使其公平；（4）废科举，兴实学。
从这四条看来，它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致港督卜力书》中的《平治章程》。该函由孙中山领衔，有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兴中会骨干联合签名。所不同的是，《平治章程》为六条，较档案多出两条，文字亦悬殊。这种情况说明，档案所收可能是最初的稿本，而今存《平治章程》则是后来修改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档案记载，平山周认为，上列第二项所谓“中央政府将就施政问题向各国公使征询意见”等语，“将使国家之独立为之丧失”，特地于8月24日赶到门司，和正在登轮回国、秘密前往上海的孙中山商谈，建议削除此条[18]。这就说明，《平治章程》到这时还未定稿。今本《孙中山全集》将它定为当年6、7月之间的作品，看来需要修正。
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活跃，中国政局呈现出微妙多变的形势。老奸巨猾的李鸿章离开香港之后，到上海就逗留不前了。他要等一等，观察一下风向。孙中山此次前往上海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和李鸿章会谈。他认为，北京政府当时已全为“排外思想者”所占据，光绪皇帝随时有被害的可能。只要光绪皇帝一死，南方督抚们便会“另行动作”。早在8月上旬，他就声称：“清国南方各省督抚以及新进有识之士，在满清朝廷尚存在之期间，固将维持现状；但随时势之演变，迟早必与我等意见一致。基于此情况，身入故国固属危险，但就某些地区而论，作为达到目的之一种手段，亦可通过无甚危险之和平途径与有上述思想的人士相会合，实属最为必要。基于此原因，只要无甚危险，亦愿与李鸿章会谈。”[19]后来，他又进—步声称，如果时机许可，愿与刘坤一、张之洞一见[20]。
孙中山此行目的之二是为了联络容闳。当时，容闳在唐才常等人的推戴下，已经出任上海中国国会会长，在其起草的英文宣言中声称：“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孙中山对此表示欢迎。他说：“中国政治改革派中亦有不同派系之分。当今之局，彼此间绝不可纠缠于以往在发展当中所生之某些感情隔阂而互争短长，亟应消除成见，广为联合，团结一致，共同谋划。吾等仰为首领之人乃系容闳。此人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颇孚众望。据推测，此人正与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及康有为一派中之重要人物暗相联结，从事政治改革之策划，正在循序渐进之中；本人亦欲厕身其间，竭诚效力。”[21]孙中山并表示，如果时势合宜，他准备直入北京一行。
孙中山此行的目的之三是为了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继续与香港当局谈判。档案称：“又闻，孙抵上海后，将由英国领事串通，与香港太守密议，并将通过此次国际谈判以遂其志。”[22]
孙中山启程之后，在轮船上曾经以笔答的形式对“访客”发表过一次书面谈话。中云：“前略诚如君言，伊侯不过为政策之诡变，不得止〔已〕而为此反对保全之言，原无唱分割之论，仆闻之略安。”当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北京，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瓜分中国，一派主张“保全中国”，即形式上保持中国的完整。两相比较，后者对中国人民较为有利。伊藤博文是日本政界名流，对日本政府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孙中山极为关心他的主张，明确地表示“喜闻保全之论，而恶分割之言”[23]。这段话，虽是写给“访客”的，实际上是写给伊藤和日本政府的。笔答中，孙中山还倾诉了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和对民族独立、统一的渴望。他说：“吾国自有史鉴以来，数十余朝，每当易朝，有暂分裂者，有不分裂者，而分裂者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自行分裂尚如此，况为他国所瓜分者乎！故有识之士，甚畏分割也，且更畏外国之分割也。”[24]这段话，表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襟怀。(www.xing528.com)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时候，正是张之洞在武汉血腥镇压自立军起义之后。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终于决定支持张之洞。对唐才常等人的逮捕是经过英国代理领事傅磊斯同意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英国驻沪领事对孙中山的来访只给予了冷淡的接待。孙中山还在船上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进行了会谈，也没有什么结果。9月2日，孙中山与容闳、容星桥等人同船抵日。容闳对九州《日出新闻》社记者说：“英国对清国之行动，其真意何在，实不可知！世间盖无心事难测之如英国人者。”[25]这应该也反映了孙中山此时此际的心情吧！
上海之行失败使孙中山转而继续经营南方。9月25日，孙中山乘轮由神户驶赴台湾，经过马关的时候，曾与玄洋社头目日人平冈浩太郎会谈。谈话中，孙中山对日本政府的冷淡态度流露出不满之情。平冈解释说：日本政府之所以冷淡，“一是出于对英国外交策略上的考虑；但更主要者，乃因先生对日本尚无任何贡献”。平冈接着向孙中山提出：“现今台湾土匪尚未剿平，儿玉总督为此颇费心机，且对我国之国力消耗亦实匪鲜。且今日台湾匪徒已绝非台湾本地之土人，其主要动力实来自隔岸闽、粤两省人之煽动与资助。”平冈要孙中山协助儿玉，“根除匪患”，并称，这将是对日本的一项“厚贶”。此后，“我等即可以儿玉总督为中心，在日本为先生奔走效力，裨先生得遂大志”。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台湾各族人民即不断发动反抗斗争，给予侵略者以很大困扰。平冈的这一席话主要目的在于诱使孙中山为日本的侵台政策服务。孙中山当时表示：“当在可能范围内竭尽绵薄。”[26]后来的事实表明，孙中山的这种表示乃是虚与委蛇，他的真实目的在于利用日本台湾总督儿玉的力量，在华南发动起义。
9月28日，孙中山抵达基隆，随即与平山周同赴台北，与儿玉的代表台湾民政长后藤新平会谈。后藤“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27]。其后，孙中山即在台北建立指挥中心，聘请日本军人参加，一面命郑士良于10月8日在广东惠州举行起义，一面积极筹备在厦门以南云霄县的铜山港登陆。但是，日本政府迅速改变了态度。10月2日，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电驻神州领事丰岛舍松等，告以孙中山的起义意图，有许多日本人可能是他的同谋。电报称：“台湾总督已经下令，打电报通知他们可能到达的港口的日本领事。他们或许已经到达中国，即使没有上述电报，万一他们中一些人到达你的地区，你要严密地监视他们的举动，并且作出最大的努力，防止他们的阴谋实行。”[28]10月19日，山县有朋内阁辞职，继任的伊藤博文内阁采取同一态度。
日本政府态度的变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关。
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东亚同文会和日本政府都曾蓄谋乘机侵略中国南方。6月18日，东亚同文会召集干事会。会长近卫笃麿主张“严密审时度势，如有一发可乘之机，自应奋勇前进，以谋帝国之利益”。但他同时又表示，必须“与列国保持协调”，“谛视俄国之动静，乃为明智”。因此干事会一致议决，暂不对中国出兵，以期“养精蓄锐，一旦时机成熟，自当一展鹏翼，占领南方之目的地”[29]。内田良平原计划怂恿孙中山在南方起义，他自己则同时纠集土匪，在华北举事，占领朝鲜，引发日俄战争，但是，当他将这一计划向“幕后谋主”汇报时，“幕后谋主”认为，“日俄冲突不久必将发生，今日如在华北举事，难免引起列强干涉”[30]。正是这些顾虑，促使日本政府放弃了原定夺取厦门、占领福建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并相应地改变了对孙中山起义的态度。
11月10日，孙中山失望地离开基隆，再赴日本。他在与人谈话时说：“本人对日本政府之行动极为关注。盖以日本在地理上较列国占有优势，并且出动军队最多（指八国联军中的日军——笔者），显示出极大的军事力量，使列国为之震骇。既如此，本人预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亦将采取同等步骤，在一切事务中俱居于主导地位。果如斯，则本人亦将奋然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相谐，以期大举谋事。讵料日本政府优柔寡断，此次又有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夺之势，为此状况，本人的事业又安得不受挫折！”又说：“本人之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据主导地位，则本人之事业即将无可作为。”[31]孙中山当时将全部希望都倾注在日本政府身上，一旦落空，其沮丧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但是，孙中山毕竟是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再赴日本之后，立即着手准备新的起义，11月下旬，他与人谈话称：“本国目前形势，将是举事之大好时机，我同志等亦大有奋发之志，正在稳步前进。”他一面与日商签约，购买250万发弹药，一面努力摸清伊藤博文内阁的态度。他说：“举事之前必须取得一二强国之支援，至少必须取得谅解。现今日本内阁更迭未久，外交方针尚未明确，看来依靠日本尚不如转倚已示谅解之英国为佳；但必须探明举事之际日本政府将取何种态度。”[32]由于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孙中山只能摇摆于英、日两国政府之间。彻底摆脱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这段路对孙中山说来是漫长而又遥远的。
附记：
本文所引日本外务省未刊档案，大部分为邹念之先生所译，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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