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伊东米次郎与孙中山、黄兴签订《契约书》草案，共五条。规定“以招商局现有水陆财产之全部为抵当借款之目的”；民国政府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对于本契约“绝对互守秘密”；借款额为日金1000万元，年利七厘半，交款5年后，分15年偿还；轮船招商局至期不能支付本息时，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将取得轮船招商局的营业权，一切抵押物，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可以出卖、借贷、转押；本借款成立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即有权监督轮船招商局的营业、财产、会计等[207]。
为了化解矛盾，争取支持，孙中山于2月6日致函招商局各董事与股东，函称：“政府因于军需、国用孔亟，非得巨款无以解决民国之困难。战士既不惮牺牲其生命，在我商民亦必各致其力尽义务于国家。”函件并保证三点：（1）此项借款，其本利俱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任偿还，不使招商局受丝毫之损害。（2）招商局如承认此次借款，中华民国当承认招商局为民国国家游船公司。（3）扩张其外洋航路，予以相当之补助津贴，其详细办法可俟协商之[208]。其后，孙中山又采取移樽就教的办法，主动派汪精卫到上海，偕同陈其美与招商局主事人员洽商。此间，伍廷芳也同意担任董事会会长一职。这样，事情似乎有了某些转机。
2月9日，招商局发出由汪精卫代拟、伍廷芳交下的致各董事函稿，说明此次借款，本金及利息概由政府担任偿还，不仅于股东无丝毫损害，而且对招商局还有优待条件；只以局产作为抵押，并不请外人监督。2月10日，招商局董事会开会，出席董事五人。伍廷芳派温宗尧代表参加，即由其主持，说明招商局对于此次此借款，“有不可不赞成之理由”，陈其美、汪精卫出席会议，作了劝告和说明，并代表政府签署了优待招商局的公文。会议通过汪精卫所拟广告稿，中云：“董事等详审以上情节，知此次借款与我各位股东丝毫无损，虽暂将局产作为虚抵，而既由政府担任偿还，将来之危险无从发生，目前之利益亦无妨害，况尚有种种利益以为酬报，似毋庸疑虑。当此民国甫建，军需孔亟之时，凡我国民，皆宜有所尽力，以负责任。想我各位股东，既谂内容，必无异议。除由董事等一致承诺外，谨此公布，以慰群情。”[209]2月13日，财政部朱葆三持董事会诸人签字，到局取去通商银行股份票20万两。
此次会议，虽然勉强作出决议，但事情并不就此平静。2月13日，董事梁庆榴致函董事会，提出尚待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是当时的民国政府是临时政府，和议成功后即须取消，另行组织新政府，届时此项押款是否仍有效力，必须有确实保证。一是外人久已垂涎于招商局，必须在订立合同时，两方均请律师签字，说明外人不得借端派人干预局事[210]。在此前后，黎元洪也致电孙中山表示反对，电称：“招商局为国家之重要交通机构，若以该局为抵押让与外人，在扬子江流域交通事业悉将归于外人掌握之中。”17日，再电称，“招商局借款，倘能成立，则民国之航权必随之而丧失殆尽”，“万勿因眼前之小利而轻听外人之甘言”[211]。(www.xing528.com)
面对各方的反对浪潮，孙中山等人不得不做疏解工作。2月13日，孙中山致电港澳招商局股东，一方面说明此项借款，于招商局权利无损，同时委婉地提出告诫与批评：“须知将士为民国不惜身命，商民亦同修戚，苏路、浙路，俱属商业，今皆承认借押，并非强招商局独为其难。为此电告各股东勿生误解，贻粤人羞！”[212]同时，王正廷则致电黎元洪，希望他对招商局借款“曲予赞成”[213]。
尽管契约书草约已经签订，但是日本方面却突然改变主意，要求将抵押贷款改为中日合资。2月12日，三井财阀理事长益田孝致电时在南京谈判的职员森恪云：“为便于即时调拨资金，余等劝孙、黄立即召开招商局临时股东会，发行附加七分利优先股票，其资本额再增一千万两，其中五百万两由日本人应募之，余五百万两后日可依支那人之希望，以为借款之条件，当由日本人认购。”同日，益田再电森恪，告以盛宣怀十分满意，约定将全力相助，“议案倘得承认，余相信数日内款额即会汇拨。此电乃与邮船公司商妥之结果，要新政府保护外国人之股票所有权”[214]。日本方面的这一新要求的实质是：不仅成为招商局的债权人，而且要成为它的产权所有者。对此，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均持反对态度。一切都说明，孙中山、黄兴以招商局为抵押取得借款的意图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
就在此际，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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