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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取善果,避恶果

时间:2023-09-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章炳麟思想貌似荒诞,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的绝望心理。孙中山和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等不同,他既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善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主张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的工业部门。它是孙中山“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孙中山认为,那是由于清政府所订条约不善,丧失主权的结果。

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取善果,避恶果

人类文明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从中世纪的黑暗走到了近代化的黎明。自此,人类社会即以一天等于几十年的速度向前迈进。但是,正像章炳麟所指出的,“善亦进化,恶亦进化”[97],资本主义在开出灿烂的近代文明之花的同时,也结出了令人憎厌的丑恶之果,例如,贫富两极分化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因此,一切有远见的人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如何对待这善恶并进、美丑共存的资本主义文明。20世纪初,当中国国门洞开,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四方求索,殚精竭虑地为国家、民族设计未来的蓝图时,自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一部分人,例如梁启超,政治上取法英、日,经济上主张照搬西方模式。他强烈地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声称为了和外资竞争,中国的垄断资本家愈多愈好。为此,即使牺牲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善果、恶果一概接受下来。

另一部分人,例如章炳麟、刘师培,他们受了日本社会党左派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比较多地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恶果,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章炳麟一度陷入退化论,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之人其恶也就愈减。为了减少恶,人类不如退到原始社会。但是,章炳麟又觉得,原始社会生番的道德品质也还不十分理想,“犹具淫杀性”,因此,人类不如学猴子,“吾辈拟猿可也”[98]。他甚至设想了一个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境界,以为在那里就不会有恶与丑了。章炳麟思想貌似荒诞,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的绝望心理。基于和章炳麟同样的立场,刘师培提出:“抵抗资本阶级,固当今之急务。”[99]他接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以“完全平等”为原则,每个成员必须轮流为工、为农、为士,按年龄流转于不同种类的工作之间,以实现“均力”。刘师培所要建立的社会,实际上是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空想乌托邦,依然脱不了封建主义的窠臼。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章炳麟、刘师培等宁可不要资本主义的善果,走倒退、复古的路。

孙中山和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等不同,他既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善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1906年12月,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称:“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100]孙中山的这段话,为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对于资本主义,人们既不应该全盘否定,也不应该全盘肯定,而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创造出更高级、更灿烂的现代文明来。

孙中山感情上并不喜欢资本主义,1912年左右,他曾经发表过许多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言论。例如,他在武昌演说时就痛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101]他甚至预言,世界上有一天会没有资本家:“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102]在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甚至被部分革命党人目为过激分子。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主张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的工业部门。但是,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禁止、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是错误的、有害的,因此,他在《实业计划》中明确提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103]这就充分保证了个人积极性的调动,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避免了由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所可能出现的僵死、板滞局面。同时孙中山又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加以限制,他说:“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104]这种对私人资本主义既奖励又限制的政策,就形成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它是孙中山“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

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打开国门,因此,中国人对外国资本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抵抗、拒绝心理,但是,孙中山却以超乎寻常的气魄宣布:“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105]他仔细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认为日本能在几十年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开放主义。孙中山相信,中国比日本大,人口比日本多,只要顺应潮流,改变闭关自守状态,在开放条件下建设,一定可以比日本富强十倍。他欢迎外资输入,认为中国财力不足,要建设庞大的现代工业,必须募集外资。他以铁路为例说:“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106]他多次以美国为例,说明美国未造铁路以前,其贫穷和中国相同,后来向外国借债筑路,才收到富强之效。在近代中国,外债和鸩毒常常是同义语,借外债办工业被认为是饮鸩止渴。孙中山力排众议,认为外债可借,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胆识。

对于借外债,中国人民有着痛苦的记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多次借外债,结果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愈来愈深,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也愈来愈深。孙中山认为,那是由于清政府所订条约不善,丧失主权的结果。孙中山主张,既要大胆地引进外资,又要坚决地抵制各种形式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因此,他提出,外国资本家不能过问借款的用途,更不能借端要求监督中国的财政。1912年,他在上海对《大陆报》记者说:“外国不允借债中国则已,苟信任中国,而借之以债,则不应过问中国作何用途。假系中国将款投弃于海,亦系自由权。”[107]同年12月,他在《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中更明确规定:“不论华洋股款,均应遵照中国现行法律办理。”[108]孙中山相信,只要中国保有主权,则任何国之债,都可以借,即使外人直接投资,也不应该禁止。他说:“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109]他曾经设想过,以四十年后归还中国政府为条件,将铁路批给外国人修筑;又曾主张中外合资,共同经营实业。当然,孙中山认识到,凡事有利必有弊,引进外资不可能完全无弊,但他权衡轻重,认为利多弊少。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110]他并特别提出,只要措施得当,还可以“避去其害”。(www.xing528.com)

除了提倡引进外资,孙中山还提倡借助“外才”、“外技”、“外法”。他既主张派遣10万人去国外留学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又主张聘请外国的专家、发明家和有学问、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才。他说:“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111]孙中山特别指出,这种聘用是有条件的,“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112]这样,才能保证民族人才的培养,不致永远受制于外人。孙中山还曾设想过一项中德合作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开发中国富源,改良中国行政。孙中山完全懂得,现代化的生产需要现代化的管理,绝不能沿袭小生产的一套老方法。对此,孙中山表示:“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13]有时,他并将“方法”提到了和资金同样重要的程度。他说:“日本以外资外法,数十年一跃而为强国。”[114]为了引进“外法”,孙中山提出,必须杜绝官场腐败现象和衙门作风,否则,中国决无法借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而获得改变。

以上孙中山关于引进和利用外资、外才、外技、外法的论述,同样是他“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说:“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115]1924年,他又说:“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116]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不仅表现出伟大的气魄,而且闪耀着辩证智慧的光辉。历史必将证明,它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用。

附记:

本文为1992年6月10日在大陆、台湾海外华人学者“孙逸仙思想和中国现代化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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