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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到共和: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

时间:2023-09-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70]从思想自由的理念出发,钱玄同认为“统一思想”是“最丢脸的事”[71],反对胡适“不谈宝雪维几”的意见,主张陈独秀等人可以谈,《新青年》可以任由陈独秀办下去,办成《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也无不可[72]。[85]思想自由与思想斗争相辅相成。没有思想自由,就会窒息新机,使社会和文化趋于僵化、停滞;但是,没有思想斗争,也会使谬种流传,真理不彰,无法除旧布新,推动社会和文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帝制到共和: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

如上述,钱玄同早年就羡慕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是,很奇怪,当陈独秀胡适因在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新青年》内部因而分裂时,钱玄同却站到了胡适一边。

根据钱玄同日记所述,分歧始于1918年1月,爆发于1919年10月李大钊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时。冲突的结果是改变《新青年》第4、5、6三卷所实行的轮流编辑制,仍如此前各卷一样,归陈独秀一人编辑[69]。1920年,陈独秀先后出版《劳动纪念节专号》和《俄罗新研究专栏》,陈、胡分歧加剧,双方“短兵相接”。“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一则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70]从思想自由的理念出发,钱玄同认为“统一思想”是“最丢脸的事”[71],反对胡适“不谈宝雪维几(Bolshevism)”的意见,主张陈独秀等人可以谈,《新青年》可以任由陈独秀办下去,办成《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也无不可[72]。但是,他认为中国人的程度不够,要改良中国政治,首先要改良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好好地坐在书房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做人之道”,“等到略有些‘人’气了,再来推翻政府”。[73]因此,他明确表示,“布尔什维克”主义“颇不适用于中国”[74]

钱玄同之所以有上述看法,固由于他从早年起,就反对“强凌弱,众暴寡”[75]。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觉得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过于强烈,有关传统过于深厚,会发生“学术专制”、“思想压迫”的可怕状况。1920年9月25日,他致函周作人说:“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76]1922年4月8日,再致周作人函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从前常说‘在四只眼睛的仓神菩萨面前刚刚爬起,又向柴老帅的脚下跪倒’,这实在是狠危险的事。”[77]他神往于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只要不“有害于社会”,个人的各种信仰、崇拜、爱好都可以听其自由[78]。1926年3月14日,钱玄同致函周作人称:“我的谬见,总觉得还是‘太丘道广’些好。”“三民主义也好,好政府主义也好,‘苏’制也好,无政府主义也好(只要比曾琦略为不讨厌些,也就可以容纳);国语也好,方言也好;汉字暂且维持也好,注音字母也好,罗马字母也好;规规矩矩的文章也好,放屁放屁的文章也好;赞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好,反对基督教也好;到天安门前去痛哭流涕也好,在爱人怀里做‘狄卡丹’也好。”[79]又说:“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80]钱玄同认为,天下最可厌的事便是“清一色”,不能大家都做“千篇一律,千言万语只是一句话”的文章,“要它驳杂不纯些才好”[81]。(www.xing528.com)

20年代的钱玄同主张改变五四时期“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绝对态度,但是,他仍然坚持,“很鲜明的‘浑’不得不反对”,例如“鼓吹复辟,鼓吹文言,鼓吹向孔丘与耶稣叩头”[82]。1925年5月,当他读到章太炎主编的《华国》杂志第38期时,不胜愤愤,认为“‘敝老师’的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不可不辞而辟之。”他致函胡适,希望他出来做“思想界的医生”,为思想界注射“防毒针和消毒针”,不仅写《中国哲学史》、《中国佛学史》、《国语文学史》一类著作,而且尤其希望他写《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科学与人生观序》一类文章。他谦虚地自称:“钱玄同是‘银样镴枪头’,心有余而力没有(还配不上说‘不足’),尽管叫嚣跳突,发一阵子牢骚,不过赢得一班猪猡冷笑几声而已,所以不得不希望思想、学问都狠优越的人们来干一下子。”[83]同年,当章士钊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攻击白话文,企图恢复文言的一统天下时,钱玄同奋然再起,组织反击,致函胡适说:“现在古文妖焰太盛了,这种‘反革命’的潮流,实有推翻它之必要。”[84]不久,反章斗争胜利,钱玄同又著文宣布:“章行严去矣,后之来者,要是也像他那样做浑蛋们的代表,也像他那样,要凭借官势来统一思想,不管他是张三或李四,阿猫或阿狗,亡国大夫或兴国伟人,绅士或暴徒,我还是与对待章行严一样,反抗他,攻击他。”[85]

思想自由与思想斗争相辅相成。没有思想自由,就会窒息新机,使社会和文化趋于僵化、停滞;但是,没有思想斗争,也会使谬种流传,真理不彰,无法除旧布新,推动社会和文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当然,这种思想斗争,凭借的是真理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凭借权势或其他。争论双方都应该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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