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三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派北洋银元局总办周学熙去日本考察。周学熙分析日本迅速变为富强的原因是“致力于练兵、兴学、制造三事”。而这三者之中，“大兴工艺”又是主要原因。他认为“大兴工艺”可以使“民生日用所需”“出自本国制造”；并可以“制造货物贩售外洋”。[33]袁世凯委派周学熙为直隶工艺总局的总办，先在天津“城厢内外创设工艺学堂，以精其理法；设实习工厂，以练习其技能；设考工厂，以甄验其货品；设工商演说，以增益其见闻；设工商研究，以开拓其智识；设工业售品所，以疏通其销路”。[34]工艺总局先后派出六批人员去日本考察和调查学堂、工厂、商品陈列以及学习织布、造纸方法。
直隶工艺总局所办工业学堂附设一座实习工厂，作为“大兴工艺”的示范厂。内分织布、织巾、染色、彩印、木工、制皂、窑业、火柴、刺绣、提花等科，完全是制造日用品的轻工业，其中大部分还是手工操作。
到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天津和附近各州县正在酝酿设厂，要到外洋去购买机器，袁世凯批准拨款二十万两，开办“北洋劝业铁工厂”，由北洋银元局拨出一部分厂地和机器设备，又把原大沽船坞的一部分机器设备迁来，先制造纺织、汗衫、毛巾、轧花等简单的机器。
在五年之内，工艺局直接创办的大型工厂，属于官办和官商合办性质的，仅有三座：
（1）实习工厂，一九〇四年开办，开办费三万九千余两；
（2）北洋官造纸厂，一九〇五年开办，开办费一万六千余两；
（3）北洋劝业铁工厂，一九〇六年开办，“官商集股二十万两，先由官银号如数息借，利息五厘”。
由工艺局加入一部分官股，或先垫拨开办费试办然后招股的，即官督商办或官助商办性质，共有四座：
（1）天津织染缝纫公司，一九〇四年绅商宁世福（商会总董）开办，“绅董招股五万元，先由银钱所领洋一万五千元拨助股本，以为之倡”。
（2）天津造胰公司，一九〇五年工商研究会长宋则久创办，“津商招股五千元，先向银元局领洋一千元，拨助资本”。
（3）天津牙粉厂，一九〇六年由王嵩龄创办，蔡守儒呈请开设。
（4）天津机器玻璃厂，一九〇七年由工艺总局会办赵尔萃创办，“由工艺局禀准督宪，向茶捐项下拨银五千两，助充资本”。
此外，由工艺总局直接倡办，但未入官股的有“民立工场”十一处，多是织布工场。〔注九〕(www.xing528.com)
至于全省各府、厅、州、县，陆续开办的小型工厂计有六十五处，大部分是由州县官拨公款充开办费，绅、商入股的很少。
“大兴工艺”的运动，实际上成为大兴织布工业。如高等工业学堂实习工厂的七百多名毕业生中有四百七十八名是学织布的；各州县送到厂里来实习的艺徒六百七十九名中，机织科占三百八十三名。在工艺总局兴办、助办和倡办的几十个大小工厂中，织布厂占绝大多数。
原来他们认为“每年洋布天津进口竟至七百余万匹，值银二千余万”，大办织布厂“尤无滞销之虑”。可是，一九〇六年，正当他们起劲地提倡开办织布厂的时候，忽然出现了“洋布市价日跌、销路奇滞”的现象。到一九〇七年四月，实习工厂仿制日本新式织布机以及提花、弹棉、轧花、缠线等机器造出数百架，竟推销不出去，呈请袁世凯通令各州县，强令购买。[35]
不仅织布一个行业，新办各类工厂情况都不甚好，赔累倒闭的很多。当时发展工业只是清朝政府和袁世凯之类的洋务官僚为自身的需要而兴办，并不是社会上已经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招收商股，是由于清政府本身的财力不足，而当时在经济上最有实力的商业资本，对工业投资并无兴趣。
从周学熙“大兴工艺”的全部过程中，看不到产业资本的自然成长。因此，在国际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冲击下，这一点点微弱的无根之木，很快就维持不住了。
在直隶工艺总局掀起“大兴工艺”运动期间，受它的影响，天津陆续开办了几十家以小型为主的轻工业工厂。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四年，天津新设民族资本的工厂三十八家，其中资本在万元以上、使用动力的有十六家[36]：
以上这三十八家工厂按开设的时间统计：从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五年为五家，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〇年为二十五家，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四年为八家。其中间一段，正是“大兴工艺”的时期。
再把这些工厂连同早先开设的四家工厂合起来，按行业统计：食品工业十三家，化学工业十四家，纺织工业十家，重工业五家。其中主要是轻工业。
除启新、滦矿这两家是大型重工业外，其余各厂规模都不大。
这就是截至一九一四年为止，天津全部的民族工业情况。
当时天津近代工业与全国各大城市比较，占第四位。〔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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