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东晋太元（孝武帝年号，376—397年）年间，有一渔民沿洞溪捕鱼时，恍惚间意外发现一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那里，物阜民丰，“土地平旷，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虽然人们的衣着与外地相近，但民风淳朴，见到渔人来访，纷纷邀请到自家做客，“设酒杀鸡作食”。经了解得知，此地居民原来是躲避秦代战乱的先民后代，一直与外界隔绝，甚至不知道秦代早已结束，几百年的汉帝国也已灰飞烟灭，现在已经是天下动荡的东晋末年呢。
渔民在此地度过了几天神仙般的日子后离去。临走时，虽然被告知“不足为外人道”，不准告诉别人此地的讯息，但他依然边走边做记号，以便再次回访。等到他回去兴致盎然地告诉地方官员，与人一同前往时，原先所做的记号亦难以领航，“不复得路”，最终“无问津者”。
以上所谓的“渔民”及其所见到的“桃花源”，不过是陶渊明先生有感于世事变迁，刻意编撰的一个美好的文学故事。
陶渊明厌倦了纷乱的东晋时代，迷茫于新兴的刘宋王朝，入世的理想和出世的态度，让其难以承载现实的缥缈与无奈，于是在刘宋代晋之际，他也在“去留无意，云卷云舒”之间，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属于理想世界的“桃花源”净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
安贫乐道，与世无争，乃中国传统文人的坚守与尊严所在。或许正因为固守了如此品性，其诗作才显得如此高雅，光芒四射。钟嵘在《诗品》中盛赞其诗“风华清靡”，并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唐代大诗人李白、白居易、孟浩然等也都一直推崇陶先生的人品和诗风，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甚至认为“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此后，明代的宋濂、李梦阳、王世贞，清朝的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等，均对陶先生赞誉有加。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认为：“渊明在情感生活上经过极端的苦闷，达到极端的和谐肃穆。”
而鲁迅先生则认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事实上，在出世和入世的选择问题上，陶渊明先生的确进行过一番斗争与尝试，而正是经历了入世的“极端的苦闷”，才最终选择了“隐逸”，进而“达到极端的和谐肃穆”。
陶渊明名潜，又字元亮，曾自号“五柳先生”，出生于寻阳柴桑，即今江西九江柴桑区。虽然家境贫寒，但其祖上也较为显赫。曾祖父陶侃为东晋名将，唐宋时期分别被列为武庙“六十四将”“七十二将”，其祖父陶岱（一说茂）为地方太守，而其外祖父便是受到朝野一致推崇仰慕的名士孟嘉，“孟嘉落帽”“孟嘉酣饮”的典故广为传颂。
或许受到家族的深刻影响，陶渊明自幼便喜好“诗酒田园”，自有一番风流洒脱气度。但在八岁丧父之后，受困于拮据家境，被迫在读书之余躬耕农亩，虽有兼济天下的“猛志”，但也只能适应自足自给的小农生活，一边高唱“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一边低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夹缝中，求得安逸。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猛然发觉“而立”之虞。于是，他开始尝试走出书斋，走出农亩，在江州府谋得一个祭酒（相当于文化主管）的职位，成就了他第一个入世之梦。
可惜的是，当时的东晋已经日薄西山，朝政不稳，叛乱不断。更可惜的是，他的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五斗米道教徒。王凝之的父亲正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夫人乃是著名女文学家谢道韫，弟弟则是官居中书令的小书圣王献之。
能够与高贵庞大的王氏家族结缘，陶先生应该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但他并不在意。王凝之家族势力虽大，但此君毫无管理才能，整日醉心于天师道的迷幻之中。当五斗米道教徒孙恩举起反叛大旗，已经攻打至江州城外时，这位毫无防备的刺史大人却在祈祷“天兵天将”的保佑，结果让叛军直入城内，王凝之大人也被乱刀砍死。
好在陶渊明早就看出不靠谱的王凝之的昏庸，在江州府上仅干了几个月便主动离开，幸运地躲过了孙恩的劫杀。
几年之后，名门之后的桓玄出任江州刺史。此君系东晋丞相桓温之子，父子二人均野心勃勃，妄图废晋自立。隆安三年（399年），桓玄以“清君侧”为名，在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起兵。陶渊明以为自己可以借机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于是就主动前往投奔，成为桓玄手下幕僚。
陶渊明虽然没有政治智慧，但他很快发现，桓玄起兵并非真心“清君侧”，维护东晋政权的皇权，而是图谋乘乱推翻晋安帝，最终成就父亲没有成就的“帝业”。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桓玄后来果然赶走晋安帝，建立桓楚政权（403—404年）。
基于对桓玄人品和野心的判断，加上母亲去世，陶渊明很快便离开桓玄，回家奔丧守孝。(www.xing528.com)
他的第二次入世，就这样匆匆结束。
桓玄建立桓楚政权后，404年，东晋大将刘裕以原北府兵为主力，起兵讨伐。陶渊明在家守完孝之后，又前去投奔刘裕，成为刘裕麾下的“参军”（参谋）。他投奔刘裕本为恢复东晋政权，但不久发现，刘裕的野心更大，即使颠覆桓楚政权，刘裕也一定不甘做晋朝的臣民，于是他又辞官离去，投奔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麾下。刘敬宣乃东晋名将刘牢之之子，父子二人虽然颇有武功，但均胆小怕事，难以应对政治斗争中的棘手问题。在发现刘裕与朝廷以及其他军阀势力的巨大矛盾冲突后，刘敬宣选择了明哲保身，主动辞去了江州刺史职务，跟随他的陶渊明也自然失业，黯然回到老家。
经历此番第三、第四次入世的折腾，陶渊明似乎已经看破了红尘，他在诗中低吟道：“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在无奈返回故里后，他安慰自己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似乎注定了自己的人生只有读书耕田“两件事”，自觉选择了做“忠臣孝子”的“一等人”。
但是，生活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没有充足的物质做保障，毕竟有缺憾。就在他归家仅一年之后的405年，迫于生活的压力，在叔叔陶淡（陶侃之孙）的引荐下，陶渊明当上了彭泽（今属江西省九江市）县令。
县令官品虽低，但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陶渊明初到任上，还算满意，至少可以过足酒瘾，而且在县内也可以收获足够的面子。但陶渊明毕竟是文人，过惯了清淡闲雅的田园生活，一旦遭遇政治上的“不顺”，便会不知所措，尤其是当尊严受到挑战之时。
两个月之后，彭泽县所在的寻阳郡派遣督察官（时称“督邮”）刘云前来视察工作。当时，陶渊明正酣然陶醉于酒香之中，闻听上级来访，赶紧上前迎接。或因衣冠不整，或因与郡丞何隆结怨，抑或督察官故意找茬，想要借机勒索，刘云大人见到陶县令后，不仅不还礼，而且厉声对其进行呵斥，然后转身离去。手下人提醒陶县令要主动献礼消灾，但清贫如洗、洁身自好的陶先生怎能被“套路”？他一气之下，干脆交出官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愤而辞官，再次回到他可爱的家乡。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如果说，前四次离开官场，主要源于“入世”的善愿未得到满足的话，这一次离开则是对官场的心灰意冷，完全出于“舒啸东皋，乐夫天命”的行为自觉。
这时的他，已经完全脱离尘世的樊篱了。
这时的他，依然是东晋的“忠臣孝子”。
哪怕世事已经变迁。
哪怕刘宋王朝的“元嘉之治”已经到来。
他头戴葛巾，随时以巾漉酒，酣然自乐；他手持无弦琴，对酒抚弄；他脚下无履，仍旧步履铿锵；他任性自如，饮罢之后随意卧倒，“我醉欲眠卿可去”。
对于当朝名士，他也无谓贵贱。刘宋王朝开国功臣、书法家王弘派人为其送鞋子，他仅仅伸出脚，任其丈量；重阳节到来时，他苦于无酒，又是时任江州刺史的王弘为其助兴，“白衣送酒”后他当即小酌大醉，兴尽而归。南朝著名文化人颜延之与陶先生交好，元嘉元年（424年）在他外放始安（今广西省桂林市）任太守的途中，专程看望陶渊明。临走时，还不忘留下两万钱，资助陶先生养家糊口。但陶先生并不在意，直接将钱存至酒肆（酒馆），以备自己和友人随时消费。三年之后，刘宋开国元勋、大将军檀道济新任江州刺史。他早闻陶渊明大名，就主动前往拜访，赠以粱肉，并劝说陶先生“入世”为官。陶渊明立刻予以拒绝，连他喜爱的粱肉也没有收下。
就在檀道济离开不久，伟大的陶渊明先生就潇洒地离开人世，带着文人的所有尊严与清白，回归到那片真正的净土——桃花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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