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屯殷墟与洹北商城位置图及殷墟与大邑商关系

洹北商城一号宫室的基址上出土了烧土块，可以断定洹北商城一号宫室为火灾焚毁。张国硕指出，这场火灾，使得当时的国家中心由“盘庚之殷”的洹北商城迁到了“武丁之殷”的小屯一带60（图4-33）。王震中则指出，“洹北商城遭受大火后，大概出于忌讳或其他考虑，殷人并未在其上重新修建宫殿宗庙等，所以，一号宫室基址的各类墙体及房顶在烧毁倒塌后，再未被扰动过，更没有新的宫殿建筑叠压其上，而是将宫殿区即政治中心从洹北迁移至洹南小屯一带，并紧邻洹水。武丁以来的商代文化遗址在洹北商城以外的殷墟其他地方发现甚丰，唯独洹北商城一带较少，这也说明当时殷人对洹北商城遭受大火颇为忌讳，不愿意在这里再大兴土木。”61

洹北商城是作为殷人永远的圣都起建的，《尚书》有关文字表明，当时迁都遭遇相当的阻力，因而在宫殿区还未最终成形，城墙工程只进行了一部分的情况下的大火62，对于迁都主张者的打击应该是巨大的， “永都”的建造被指为不合天意是可以设想的，这种舆论当然会给原址复建带来困扰。以当时的文化背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很可能需要神灵的专意指示，在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人们应该很难提出原址复建的要求。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未在洹北商城遗址上进行复建，并不意味着对洹北商城的放弃，从小屯的具体建设情况看，有商一代，洹北商城一直作为都城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存在着。

图4-33　小屯殷墟与洹北商城位置图

首先，小屯的宫殿中心区，恰在洹北商城之西南，这个方位选择，已经明白显示了洹北商城仍然被视为地域中心和通神节点。其次，小屯宫殿区之前的商王朝都城，无一例外都有城墙，甚至有多套城墙，而小屯宫殿区外围仅有洹水和壕沟包裹，不见城墙踪影，在概念上“武丁之殷”很难被视为完整的都城。第三，偃师商城与洹北商城的主要宫殿外围均有规则矩形的宫墙环绕，而小屯宫殿区外壕与洹水所成之防御系统的平面形状并非规则矩形，其基本格局与垣曲商城相似，西壕走势由北向南略向外斜，南壕西段则略有内收，二者结合形成略有扩张的西南隅，特别是作为北壕的洹水为由西向东斜收的格局，造成了一个明晰的东北缺角，其平面规格还要低于垣曲商城，这些做法应该十分有力地表明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所在。第四，在古人那里，都城的标志是宗庙的存在，由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情况看，商王朝都城的宫殿区分为宗庙、朝寝明堂，两条线索平行设置，但在小屯，可以明确为主体设施的建筑仅为一列，主导设施分化水平较低且无独立的宗庙，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宫庙区。总之，小屯的宫殿区很难被视为完整的都城核心，甚至很难被理解为要永续存在的都城部分。保持洹北商城被毁的宫殿遗迹不动，恰好表明这个遗址是被刻意保留的东西，要待时机再行重建。可惜的是，复建洹北商城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在有商之年，洹北商城一直作为一个保留物与小屯宫殿区配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殷墟”。

小屯殷墟的宫殿区遗址北面和东侧为洹水，西侧和南面为壕沟，主要宫殿建筑基址覆盖范围南北延伸约350米，东西覆盖约200米，不计东侧被洹水冲毁部分，面积在7万平方米左右。现存建筑夯土基址可以划分出甲区、乙区、丙区（图4-34）。甲区已发现台基十五处，大多坐东朝西布置。朝向落日方向，可能是为了满足祭日仪式的需要。在这一地区未发现殉葬人骨，将这一点与前引之王宫为日坛的说法结合，估计甲区为当时商王室的居住区。丙区已发现建筑基址十七处，基址尺寸与甲、乙两区之基址相比，十分狭小，分布上似乎依丙十二作对称布局，地下发现大量牺牲遗迹，此处应是举行某种祭祀的场所。乙区的建筑基址数量最多，并且有一系列体量颇为可观的设置。乙区东部为洹水冲毁，给这一地区建筑组织的辨识带来相当的困难，不同的研究者对这一区的建筑形态与格局有相当不同的设想，其最有趣者，当为李济等人对台基组织的推测。按照李济等人推断，夯土台基中编号为乙的所有台基，可以复原为一个东西面阔最宽处约120余米，南北跨度在200米以上的巨大的建筑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从南向北，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由乙十一、乙十二、乙十三、乙十五、乙十六、乙十八、乙十九和乙二十一等构成；第二个层次由乙七、乙八、乙十等构成，其中乙八为连接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的体量；第三层次由乙五、乙一等构成。第一层次又可分成两段，南段由乙十八、乙十九和乙二十等构成，这个部分通过乙十五、乙十六与由乙十一、乙十二和乙十三所构成的北段相连（图4-35）。

殷墟乙址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组合，可有一点，在李济等人复原设想的基础上，如果把这个建筑的第一层次孤立出来单独审察，应该马上就能看出，这个部分的平面外廓与大地湾F901的平面外廓高度相似。与大地湾F901相比，最明显的差异也许是在对应于大地湾F901的明堂（大棚子）的乙二十的两侧，增加了乙十八这样的类似于 “阙”的体量。如果不考虑这两个装饰性体量，沿着乙址南端主体部分的外缘画线，就能够得到一个毫无问题的“亚”形。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的是一个巨大的“五室”型的明堂（图4-36）。按照李济的说法，发掘迹象表明这小屯乙址“是为祭祀目的而设计的，向天和神灵举行祭祀，向各个祖先供奉牺牲品”。63由是可见，这个由诸多台基构成的亚字形部分，在功能上，与明堂建筑相对应。毫无疑问，安阳小屯乙区南部的亚字形部分就是大地湾F901的“后裔”。或者说，它就是明堂。在这个建筑的北面，有廊子乙八向北延伸并与乙五等相接，形成“工”字形平面的建筑复合体。以偃师商城一期宫城第七、九、十号宫殿的组织方式为据，北面的建筑组合即为商王的寝居之处。商王寝居之处与明堂部分有了实质性的连接，与偃师商城的做法相比，这里是形态更为扎实的“重屋”。丁山在殷墟出土之甲骨文中发现殷人在“南室”“盟室”等处于不同时间进行祭祀的记录。即“寝”。从祭祀活动看，“十月至十二月祭于寝自可以拟于月令的‘玄堂大庙’，二月，宅东寝，东寝自可以拟于月令的‘青阳大庙’；七月、九月祭于盟室，盟室自可拟于月令‘总章大庙’；而南室，顾名思义自可拟于月令的‘明堂大庙’了。明堂月令言，天子春居青阳，夏居明堂，秋居总章，冬居玄堂。随着时令推迁而异其居室方位，近世学者多疑出晚周阴阳家言，今以甲骨文证之，知周王随时异室的制度，正自商王春宅于东寝，夏于南室，秋告于盟室，冬出于的祭仪演变而成，这就是‘周因于殷礼’的一端。”64李济等所为之小屯宫殿区乙组基址的复原，确切地表明了在殷墟确实有月令明堂那样的建筑存在，在这里，“南室”指的就是由乙二十、乙二十一等组成的部分，盟室则为乙十二， 寝则为乙十一后部凸出部分，东寝则为已冲毁的位于建筑东侧与乙十二对应的部分（图4-37）。

图4-34　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殷墟宫殿遗址平面图

图4-35　李济《安阳》一书中对乙组基址的复原设想

图4-36　在小屯乙址南段加了亚形的乙组建筑基址平面图

图4-37　河南省安阳市小屯乙址南段各部名称图

近年一系列探查表明，小屯宫殿区乙址部分并非一开始就建造为含有庞大的亚字形明堂的组合。在乙组基址中，最早建造的是乙五基址、乙七基址、乙十一基址前期65，近年在乙十一南部又发现早期建造的“凹”字形夯土基址66（图4-38）。如果忽略其后建设的其他基址，把这些早期建造的基址单独勾画出来，应该能够十分顺利地看出，这里一开始所建的就是人们已经在偃师商城一期宫城西侧看到的由七号、九号和十号宫殿所成的那样的建筑组合。在对应于偃师商城九号宫殿的乙七基址的西南方位，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偃师商城九号宫殿本为明堂，所以乙七初建时本为“明堂”。在位置上与偃师商城十号宫殿对应的乙五应该是更加崇隆的寝室。近年才发现的“凹”字形夯土基址与其北边的乙十一组织在一起则对应的是前朝部分，其格局与偃师商城七号宫殿完全一致。由是，小屯宫殿区主体部分的最初形式，采用的是相当于偃师商城宫殿区西路那样的“前朝后寝”组合，这种设置不仅显示了殷人宫庙制度具有强烈的连续性，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当时的殷人那里，洹北商城并未放弃，洹北商城宫城区内的一、二号宫殿，只是原初规划宫城的东半部。西半部尚未得建，洹北商城就遭受了火灾。既然洹北商城并未放弃，那在小屯宫殿区建造的只是一个完整宫城的西半部。

图4-38　小屯殷墟宫殿区早期建筑组合平面图

考古发掘表明，在这个与偃师商城宫城西路格局相同的前朝后寝部分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改建取消了乙址南部早期建造的“凹”字形部分，把本来处于二线的乙十一等解放出来，并大加挥洒，在相应的位置建乙十二、乙十三、乙十五、乙十六、乙十八、乙二十等，最终在此形成了一个亚字形的主体。这种改变，显然是对偃师商城以来殷人长期坚持的宫殿组织和礼仪规则的一次颠覆。

时至商代，祖宗的祭祀益发重要。在洹北商城的宗庙未得恢复的情况下，所有祖宗的祭祀当然只能在小屯乙七那样的明堂举行。那些本该占据独立空间单独受祭的祖灵们在这个位置偏在西南、规模有限又夹在朝寝之间的地方和其他神祇混在一起接受拜祭，在古人那里，这已经使他们受了委屈，如果时间有限也就算了，可又长久得不到恢复洹北商城的机遇。在不放弃洹北商城即不另设宗庙的前提下，高规格的祖宗祭祀只能依托既有建筑建造一个景观凸显、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明堂来解决。新的布局应使位于朝会之所后面的明堂解放出来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而庞大的明堂本身则作为国家祭祀中心，使祖宗与烈士、神灵能够相对舒适地共聚一堂，以适应广域的国家建构的需求，不过，这一组合，在空间分化水平上仅与盘龙城宫殿区相当，终归令人遗憾。

小屯宫殿区的建筑众多，主体建筑规制隆重，如果再在其外围以高墙，将会极大地提升这一区的视觉分量，有可能在区域景观层面挑战处于损毁状态的洹北商城，造成喧宾夺主的状况， 这应该是当时许多人难以接受的。于是，终商一代，在小屯宫殿区外围始终未能加上城墙形成围护，在其周边起到区隔与防御作用的只有洹水和人工壕沟。

《大戴礼记·明堂》说：“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67从文字本身看，上述表达是说，如果在明堂周边设置环绕的水体，那么这个水体的名字叫做“辟雍”。

“辟”通“避”，“雍”则为“泽”。毛苌说：“辟雍，水旋邱如璧，以节观者。”68《尚书·虞书·虞传》说：“乃作大庙之歌，其乐曰：‘舟张辟雍。’”69船能够在辟雍中行驶，辟雍最初指的是具有一定阻隔作用的、面积阔大的河渠或沼池甚明，“水旋丘如璧”应该是后起的将起阻隔作用的河渠、沼池图案化的做法。近年，人们“在（小屯宫殿区）甲组、乙组基址的西侧，丙组与妇好墓一线的北面，发现了一处池苑遗迹，此池苑水系的水源，是北面的洹河，向南引水的水渠为一条宽沟，称为马家沟，大约到了乙组基址西侧的范围，水渠向西转为宽阔的池苑”。70从池苑的具体位置看，它应该能够和本来围绕小屯宫殿区的壕沟和洹水共同形成一个具有一定阻隔作用的池沼系统，因为小屯宫殿区后期的主导建筑是明堂，所以，这个池沼系统总体上可以被称作“辟雍”。仰韶时期的大房子和早期的明堂，本与水体关系不大，可在这里，特殊的机缘使起阻隔作用的水体“辟雍”和明堂结合在了一起，共同形成一个颇有特点的前所未有的功能环境整体，特殊的建设环境会很自然地导引出全新的建筑使用方法，有特征的环境和相对稳定的使用方法相互支撑会大大地增加相应环境的文化说服力使其转而成为一种制度，于是，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辟雍”就此进入了历史。

考古发掘表明，当时殷人的首都并非人口高度聚集、建设地段紧密联属的统一建设地段，而是由一系列独立的族邑和手工作坊区松散地拼合而成京畿地带。族邑之间往往有足够大的农田、林地间隔。族邑周边可能有某种界限进行空间区别和一定水平的防御。前文已经说到瓶窑古城内并未被建设用地占满，郑州商城城圈内建筑或其他人工设施也未必充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地区的人口过于稀疏，在城内还有大量农田林地的情况下，在城外不远甚至是紧贴着城墙就有相对独立的族邑存在就是这个结论的证明。从空间上看，与城墙形成确切对应关系的，只有统治者所据有的宗庙、府库、宫殿。至于普通的居住地段、甚至是贵族们的居住地段，与城墙和都城主导元素在空间上都缺乏应有的呼应，城墙与都城主导元素对于它们似乎只是一个自说自话的独立存在，城墙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空间组织上的作用有限，生活在城外的人只有在战争时才会到城内寻求庇护。族邑关系相对松散加上城内空地颇多，所以也就没必要形成有较高密度的全面覆盖的城区道路网格。

商代，受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制约，国家能够集中供养的常备军数量十分有限。征战与防御都主要靠民兵实行。所谓民兵，就是平日有另外的营生，必要时才拿起武器参与战斗的人员。这样，某一地区聚集的普通民众人口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的防御能力的强弱。

由于作为防守力量的人员多数要参与耕种，在单一地点聚集人口越多，需要的耕地就越多，于是，在这个集中点上的居民下地所要走的路就越远。为了减少相应地区农户们下地的平均出行距离，就有必要将这里的居地相对分散地布置。我们说相对分散，是说这些聚落必须得满足一定的集聚要求，要实现聚落在特定中心区的最大可能的集中，这种集中可以增加京畿地区人口对中心区的认同，也便于以最快的速度集聚基本兵力，并更方便统治者对相应居邑和居民的监控，由此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紧密联系的防御共同体。从殷墟地区聚落分布的情况看，越是靠近王朝的宫庙区，族邑的密度越高，以这样的密度，这里聚落所拥有的农田不见得都存在于其周边，有的农户下地，可能要走很远的距离，甚至要到族邑集中区以外进行耕作。这也许是殷墟的聚落密集区以外，存在着一个聚落稀疏区的道理（图4-39）。

从理论上推，这个直接服务于王都的族邑稀疏区的尺寸不能太大，因为它的尺寸越大，就意味着住在都城聚落相对密集地区的农人平均下地出行距离就越远，当这里的下地平均出行距离远到一定程度，即在离中心区最远之土地上耕种的农人很难在指定时间内返回聚落相对密集区参加防御的情况出现时，这个族邑稀疏区的尺寸也就到头了。进一步说，在以民兵为主要防御力量的条件下，都城的人口聚集水平是受到农田产量和具体的农耕组织方式限制的，它不可能随意地扩张。

每个聚落都希望自己是安全的，都要有一定的防守能力，不过，不同聚落防守能力提升的迫切程度有所不同，一般说，那些在聚落体系中地位越重要的居邑，提升自身防守能力的迫切程度越高。由于一个聚落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所以，为了降低整个社会在防御准备上的投入，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有权势的聚落拥有者通过限制其他聚落的防御能力来保证其军事能力一枝独大是有效的办法。商代早期王朝都城和方国都城城址规模上断崖式的差异，应该能大大缓解王朝统治者的军事压力，也是王朝统治有效的表现。

图4-39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居住遗址与墓葬分布图

情况到商代晚期发生了变化，在王朝中心区的外围出现了一些在规模上可以和王朝都城竞争的聚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中地区崛起的周人的丰京和镐京。丰、镐二京的遗址面积分别达到600万平方米以上和400万平方米以上，两者面积合计大于1000万平方米，虽然在周人克商之前，丰镐二京的规模未必如此，可从帝纣曾囚文王于羑里的故事看71，周人的作为，已经让商王不安。若以遗址面积计，郑州商城遗址总面积为2500万平方米72，安阳殷墟遗址主体部分的规模当在3000万平方米左右73，二者面积分别是丰、镐遗址面积的2.5倍和3倍，方国都城与王朝都城规模的差异已经不能用“断崖”来形容。王朝已经不能通过命令和制度来限制方国都城的规模时，扩大王都人口规模，形成更强的防御能力，保持对方国都城的某种优势成为摆在王朝统治者面前的问题。

也正是在商朝末年的帝乙、帝辛时期，甲骨文中出现了“大邑商”的称谓74。帝乙、帝辛为商代最后两个帝王，周人的丰京、镐京正是在这一时段兴起。周人都城规模与政治势力的扩张和“大邑商”称谓同时出现，暗示殷人应对外部挑战的策略中，确实包含着扩大都城规模、增加京畿防守能力的选项。

那么，“大邑商”是怎样制作的呢？《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75朝歌在今淇县县城附近76，邯郸在今安阳以北，两者距殷墟均在50千米以上。也许，在今人看来，《竹书纪年》的上述说法似乎有些言不及意。“稍大其邑”讲的不是在京畿核心地区扩大城池，增加人口，而是说跑到百里以外去建造“离宫别馆”，远远地造几个“离宫别馆”怎么算得是“稍大其邑”？

在殷墟核心区，已知各类居住地段都缺乏坚固的防御设施。单个聚落的规模也相当有限，现在发掘到的族邑面积最大者不过3.5万平方米，如果80～16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对应一个家庭的话，较大的族邑可以有220～440户77。如果每户产生1.5个参战人员，每个族邑可以产生的战斗人员为330～660人。这样的战斗人口规模，在稍大一点的战斗中，很难作为一个有力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定规模的战争中，每个族邑都很难成为独立的防御单位。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战时一些族邑的参战人员统一向某一指定地点集中，形成适当的军事单元，在统一指挥下介入战斗。战斗人员集中点中最重要者，当是商王的宫庙区。可是如果兵力全部集中到宫庙区，也不见得效益最高，合适的办法应该是按照环境条件，在相距不远的几个点上集中兵力形成有一定防御纵深的地段。

按照裴安平估算，在晚商时，在殷墟中心区约30千米的范围内，存有50个左右的族邑78。宋镇豪估计，大致在这个范围内，安阳在殷墟四期帝乙时的人口大概达到14.6万人79。如果这14.6万人中有2.6万或稍多不事耕种，由他人供养，剩下约12万人就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依每户5人计，则在殷墟有2.4万个农户。若以裴安平的族邑数量与此户数相除，所得平均族邑规模大约为400～500户，大于考古发掘所得的大族邑的规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可能是考古资料不全，也有可能是宋镇豪对户均占地的设定偏大。因为二者的差异不是不可接受，所以不妨碍用该数据作一些推算。

《汉书·食货志》：“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80若每个农户有一个农夫，且都城周边的耕地均为上地，那这2.4万个农户，至少需要耕地240万亩。《汉书·食货志》说：“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81若亦设三分之一为山泽邑居，那么这2.4万个农户至少需要的实际空间范围为360万亩，即其面积约相当于地方百里的三分之一强，为地大约是当时的60里见方。若取当时一里长350米，这60里见方相当于边长21千米的方形，其面积为440平方千米，远远大于50个族邑区本身覆盖的空间范围30平方千米。这一计算更进一步表明，在殷墟，许多农夫要到远离其居宅的土地上耕种。

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毛遂说：“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82一般将此理解为汤是以方七十里的土地为基础，发展壮大而成天下共主，如果注意到方七十里与方六十里差距有限，或者可以认为，毛遂所谓的汤之七十里之地并不是指商汤实际控制的土地范围，而是指商汤所据之都邑的附邑田亩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或者是说汤通过某种办法，形成了与方七十里之范围内的农田所对应的人口的都邑，并以此为基础征服了天下。与毛遂的理解不同，在商汤之时，聚落中聚集与方七十里之地所涵盖农田对应的人口，并不表示商汤的卑弱，而应是十分强势的做法，这样的军队规模不仅可以有效地抵御敌方的侵扰，其一旦出击也是其他聚落难以阻挡的。以此作为征服天下的资本，确实有着充分的说服力。至于方七十里之地实际能够支撑的都邑人口数量，还要看其所涵有的农田数量、质量和当时农夫的耕作能力。

王都农人的实际耕作应涉及的空间范围为方七十里，这个尺寸的设定，决定了在离中心区最远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撤退到王都中心区所需的时间。一个七十里边长的方块，其四边到达中心点的最近处为35里，最远即方块顶角处至中心的距离为，35×≈49里，同样按当时每里350米计，49里约合17千米，按快行的速度为每小时6千米左右计，这样，一个在最远的耕地上耕作的农夫到达中心区要花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依此，在紧急情况下，都城可以接受的是在半天的时间里完成必要参战人员的聚集。反过来看，这也就是殷人设定“七十里”为京畿核心地区基本尺寸的根据。

在殷墟，族邑密集区的范围约为30平方千米，约相当于6千米见方，如果最远的耕地距中心点17千米，那么，即使住在族邑密集区边上的农夫下地的出行距离也有可能远至10千米以上，对于日常的耕作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尺寸。所以，从裴安平的统计和宋镇豪的估算可以看出，晚商时，殷墟中心区的人口容纳已经相当饱满，没有可能在这里再注入人口，要想再增加王都的防御能力或者“稍大其邑”，只能另寻他法。

这个“他法”，首先是强化紧邻地区的开发。人们在沿洹水地区发现了较为密集的聚落带，表明这里农耕条件好，可以较为密集地安排人口和聚落，通过这样的安排，形成王都近距离的翼辅（图4-40）。其次，应该是在王畿的周边即方七十里之外再形成中心点，通过新的中心点与王畿协同，保障家国的安全。所谓的防御中心点，在《竹书纪年》那里，就是“离宫别馆”。在这些“离宫别馆”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竹书纪年》中提到的朝歌、邯郸及沙丘。其中朝歌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点。从具体的设置看，朝歌拥有一系列高规格的建筑83，以至于在许多人眼里，它就是当时的都城84。可能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周人的压迫，商王长时间居住在这里。

朝歌应该不是都城85，但它也不是一般的离宫别馆。刘起釪说：“甲骨文中没有‘殷’字，显见商人不曾自称‘殷’。”86郭沫若认为“殷”是周初铜器上才出现的对商人的称呼87。“殷”的含义为“中”“正”“盛”“大”。“按礼书记载，四方诸侯合集京师朝见天子，叫做‘殷见’或‘殷同’。”88把安阳西北部的商代王都区称作“殷”，显示出后世某些人群视这一空间为商王朝核心的事实。至于朝歌，当然应该是这一核心以外的设置。颇疑“朝歌”为“朝格”之讹，“朝”为早晨，“格”为“至”“来”，若如是，“朝歌”就是每天早上天子要到的地方，也就是说，对于殷墟，它只是一定时期的日常理政之所。从相关记述看，在这里并没有宗庙和其他的高水平的祭祀设施，所以，朝歌只是一处相对正式的离宫别馆，它的设置是要形成与殷墟的某种军事呼应，是特定条件下形成“大邑”的具体手段89。

近年在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的位置，发现了二里岗时期即商代中早期的古城址。城址东西602～630米，南北560～590米，面积为37万平方米，规模远大于同期方国城址。在城址外围，利用黄河水与壕沟，形成一个把城址围括于其中的168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该城址东北角完整，西垣由北向南外斜，南垣由东向西外斜，形成了西南隅的扩张，处理略似垣曲商城。城址东一门平面呈凹字形，且门前有附属设施，具有瓮城性质。城中有井字形路网，在城址中央部分的西南方，发现大型夯土建筑遗址，暗示其东北方另有通神设置存在，这一城址的中心区结构应该与偃师商城中心区相似，为朝会、明堂与宗庙东西两路分离布置的格局。该遗址出土有一系列高规格礼器，其中具有权杖意义的青铜銊是现知青铜銊中最大的90。远大于同期方国城址的规模、高规格的城址平面、宫庙较高水平分化，宫庙区居于城址中央以及非同一般的出土器物，都表明这里不是一般的城址。发掘者推测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为郑州商城南部的一座军事重镇，应该是不错的。在本书看来，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商王的离宫别馆甚至是别都所在，它的性质应该与商朝末年的朝歌大体相似（图4-41）。

图4-40　不同时期的洹水流域邑聚分布示意图

从历史上看，在都城附近一定距离的关键地点布置聚落或者城址，与都城协同实行区域防御并不是到了商代末年才出现的办法。瓶窑古城与玉架山、王城岗与瓦店、郑州商城与望京楼、石家河与其周边聚落的关系都表明区域协同地处理防御问题是来之已久的古法。商代末期大邑商的制作的不同，应该在于其规模的扩张和系统性的加强。朝歌与邯郸一南一北，控制住古已有之的、沟通南北的太行山山前大道，二者与都城中心区的距离大致相同，作为区域防御的起点，构成京畿地区的主干。在朝歌与邯郸之间“皆为离宫别馆”，形成基层的防御网络，在京畿地区外围，还有望京楼古城那样的辅翼。几相结合，制造出一个层级清晰、部署有序的以殷墟为中心的防御空间。

图4-41　河南省新郑市新村镇望京楼城址平面图

注释

1 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3-64页；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113页。

2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63-64页。

3 同上。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

5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64页。

6 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73页。

7 [唐] 欧阳询主编，王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95页。

8 黄淬伯：《诗经覈诂》，中华书局，2012年，第505页。

9 [南朝梁] 萧统撰，[唐] 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第129页。

10 《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第573页。

11 刘晓东等校：《世本》，齐鲁书社，2000年，第70页。

12 现知可能的将建筑与宇宙模型建立关系的建筑局部处理，有“反坫”和“重隅”两种，“反坫”是在建筑的矩形台基四角设方台，勾勒出一个亚形轮廓。“重隅”则是在矩形建筑的角度制作出一个凹槽，是建筑平面隐含亚字。具体讨论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22页；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1页。

13 《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第43页。

14 “同堂异室”是指在一幢建筑上设置多个分间，每个分间按规则供奉相关祖灵的做法。“各庙分立”则是用多幢（组）房屋形成宗庙建筑群，每幢（组）建筑按照规则供奉相关的祖灵。

15 王鲁民：《中国传统轴对称院落的布局要旨与主要类型——一个研究草案》，《建筑师》2012年第2期。

16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载《全后汉文》卷二十六》）

17 王鲁民：《影壁的发明与中国传统建筑轴线特征》，《建筑学报》2011年S1期。

18 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4号宫殿基址研究》，《文物》2005年第6期。

19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20 参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 吴倩、魏青利、柏天然：《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初步勘探和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

21 以下关于偃师商城的考古信息，参考王震中：《商代都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2 王学荣：《偃师商城布局的探索和思考》，《考古》1999年第2期。(https://www.xing528.com)

23 王学荣：《偃师商城第一期文化研究》，载《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4 杜金鹏：《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5期。

25 《商代都邑》，第66页。

26 同上第109页。

27 [清] 戴震：《考工记图》，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105页。

28 [南朝梁] 萧统撰，[唐] 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第56页。

29 [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49页。

30 [宋] 王应麟：《新语》，载《玉海（合璧本）》四，中文出版社（日本京都），1977年，第1789页。

31在轴线进行建筑群或地域空间的控制，是各种文化都采用的手段，一般说，西方建筑的轴线的起点和终点间是可以通视的，可中国，在许多时候特别是轴线较长或设计的建筑较多时，传统建筑群组织时所用轴线的起点与终点之间往往不可通视，不仅其上设有视线的隔离物，并且人们沿着轴线行进时，要在隔离物段离开轴线绕行。这样中国古代建筑群组上的长程轴线，实际上是由一系列较短的轴线构成，每段轴线因周边的设置不同，所形成的环境空间感受也不同，因此，我们把长程轴线上的这些不同的段落称作轴域。参见王鲁民：《影壁的发明与中国传统建筑轴线特征》，《建筑学报》2011年S1期。

32 王鲁民：《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城市规划学刊》2014年第1期。

33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34 杜金鹏：《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5期。

35 同上。

36 [东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32页。

37 杜金鹏：《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5期。

38 《商代都邑》，第96页。

39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卷下）》，载《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9页；张肇麟：《姓氏与宗社考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42页。

40 [清]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载《师伏堂丛书》，清光绪中善化皮氏刊本，卷三。

41《商代都邑》，第128页。

42 同上，第460页。

4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07页。

44 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42-144页。

45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900-949页。

46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47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等编著：《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王睿、佟伟华：《1988—1989年陕西垣曲古城南关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0期；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48 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发掘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察考古纪要》，《文物》1976 年第2期；杨鸿勋：《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宫廷建筑发展发展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2期。

49 参见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王思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期；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50 《商代都邑》，第161页。

51 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52 三星堆商城的基础资料参见：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5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西城墙解剖的主要收获》，《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54 [春秋] 左丘明著，[晋] 杜预注，[唐] 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2页。

55 [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8页。

56 藁城台西遗址的发掘情况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

57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58 《礼记正义》，第448页。

59 《商代都邑》，第342页。

60 张国硕：《论殷都的变迁》，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61 《商代都邑》，第292页。

62 勘察表明，洹北商城四周城墙基槽大部分地段宽7-11米，深约4米。其中，东墙基槽夯筑填实，甚至筑起了部分墙体。北墙基槽、西墙基槽也夯实至当时地面，不过均未见夯起的墙体。南城墙可能尚未夯填，基槽内主要是淤土。参见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63 李济：《安阳》，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4页。

64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167页。

65 唐际根：《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3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66 《商代都邑》，第369页。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布局和性质简论》，《中国文物报》2005年第6期。

67 [清] 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149页。

68 [清]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861页。

69 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81页。

70 《商代都邑》，第332页。

71 [西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页。

72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73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第389页。

74 曲英杰：《史记都城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1页；韦心滢：《殷墟卜辞中的“商”与“大邑商”》，《殷都学刊》 2009年第1期。

75 《史记》，第106页。

76 今鹤壁新区淇水岸边有鹿台遗址，与《大清一统志·河南卫辉府》“朝歌故城在淇县东北”的说法相符。

77 《史记都城考》，第73-74页。

78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第392页。

79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80 [东汉] 班固撰，[隋] 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9页。

81 同上，第1124页。

82 《史记》，第2367页。

83 《史记都城考》，第73-74页。

84 《汉书·地理志》记河内郡属县“朝歌，纣所都”。参见[东汉] 班固撰，[隋] 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554页。

85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86 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61页。

87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88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89 王鲁民：《“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城市规划学刊》2015年第1期。

90 新郑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的考古资料，参见吴倩、魏青利、柏天然：《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初步勘探和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顾万发 等：《河南新郑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东一城门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