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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漆器工艺:彩绘与螺钿装饰的发展

时间:2023-09-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春秋战国是漆器工艺集中发展的时期。彩绘是此时漆器装饰工艺的重要手法,即以桐油、苏子油或胡桃油等其他植物油调和矿物质色料而成的油彩进行多色图案的漆绘。元代螺钿漆器的特点是螺片由厚变薄,一种“软螺钿”工艺开始流行。在漆器制作经验的整理上,由黄大成撰写的《髹饰录》也成为我国漆器工艺的集大成之作。

春秋战国漆器工艺:彩绘与螺钿装饰的发展

图2-27 明代银鼎

(一)漆器工艺的出现及发展

“漆器”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贡禹传》中:“《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韩非子·十过》中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据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官,以为食器。”《韩非子》中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关于漆器最早的文字记录。不过从考古发现来看,漆器历史文献记载要早很多。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木胎漆碗,其外表有薄层朱红色涂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漆器,据考证已有约7000年的历史。

漆器一般以天然大漆(漆液、生漆)作为主要原料。生漆是漆树分泌的灰乳色液体,接触空气后氧化成栗壳色,干燥之后变为褐黑色。漆树是一种落叶乔木,生长在湿润温热的气候中,我国四川、云南、贵州、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都种植有大片的漆树林,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先民利用生漆进行造物提供了独特的条件。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专门培植漆树的园圃,据《史记》记载:“陈夏千亩漆,……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由此可见当时漆树种植的兴盛景象。特别是楚国,由于地处长江、汉水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湿润,地理条件的优越为漆器的制造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春秋战国是漆器工艺集中发展的时期。彩绘是此时漆器装饰工艺的重要手法,即以桐油、苏子油或胡桃油等其他植物油调和矿物质色料而成的油彩进行多色图案的漆绘。黄成在《髹饰录》中说:“油饰,即桐油调色也。各色鲜艳,复髹饰中之一奇也。”杨明注曰:“此色漆则殊鲜妍。然黑唯宜漆色,而白唯非油则无应矣。”[13]用油调出来的颜色相比于用漆调出来的颜色,具有更加艳丽鲜明的效果,使漆器的装饰摆脱了材料的限制,极大地推动了漆器装饰工艺的发展。如1957年信阳战国楚墓中发掘出的描漆彩绘小瑟,至少有鲜红、暗红、浅黄、黄、褐、绿、蓝、白、金等九种颜色。

漆器彩绘的色彩经历了逐渐丰富的过程。从发掘的实物看,战国早期鲜有蓝、黄、金、银等色,到中期之后才出现了各种颜色,其中以黑、红二色使用最多。秦代,朱、黑、褐三色成为最常用的颜色,金、银两色比较少见。器物髹饰一般是内髹朱漆,外髹黑漆,也有少数内外均髹黑漆,继而在黑漆地上用红、褐色漆彩绘。

汉代漆器在用色上更为丰富,但仍以黑、红两色为主。出土的马王堆黑地彩绘漆棺,以黑色为底色,主体纹饰大都为灰、粉绿等色及带间色的暖色;而朱地彩绘漆棺主体是朱色,主体纹饰使用黄、棕、棕黄、褐色等色。红、黑两种颜色作为漆器装饰色彩的主体色调,可以说从漆器产生时就已经确定了。一方面是因为这两种颜色容易制取,红色主要是用矿物质朱砂调制而成;同样,黑色的制取也十分简单。另一方面,红、黑两色的选择与伦理道德政治意识有关。自周代始,人们已经开始有正色和间色的概念,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五色,间色是指绿、红、碧、紫、骝黄五色。《说文解字》中载:“绿,青黄也;红,赤白也;碧,白青也;紫,赤黑也;骝黄,黑黄也。”间色是由正色混合而来的,因此正色象征权威正义、尊贵,间色有卑贱、非正义的寓意。此时器物及建筑色彩的应用均有了一定规制,如《谷梁传·庄公二十三年》中有这样的记载:“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黈。”周朝对色彩使用的规制经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秦汉

图2-28 西汉针划纹双层七子奁

图2-29 西汉云纹漆钫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漆器工艺,在继承早期漆器工艺的基础上经过了大约700年的发展,形成了我国漆器工艺的第一个高峰。除彩绘外,漆器装饰还有镶嵌、金银箔贴花、扣器、锥画、堆漆等多种技法,其中立线填漆的堆漆工艺、精湛娴熟的针刻技法、华贵的金银扣工艺等,无论实用价值还是欣赏价值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此后各时期的漆器工艺也有所创新,但均是在上述工艺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漆器多数基础性的工艺技法在战国秦汉时期已基本定型。如唐代漆器在金银箔贴花工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金银平脱工艺,将金、银箔片镂刻花样,粘贴在器物表面后进行髹漆,最终形成极为华美的装饰;宋代漆器在锥画工艺上衍生出来的戗金工艺,使漆器装饰更为丰富饱满,给人以成熟深厚之感。这些工艺都是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隋唐漆器制作工艺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器物种类由生活用品开始向陈设用品发展,制作技法也日益精湛。此时最典型的制作工艺当属螺钿,即以贝壳、龟甲等在器物表面进行镶嵌装饰。唐代铜镜背面就经常使用这一工艺:铜镜背面先漆灰铺地,将贝壳镂锯成厚片(硬镶钿)再填嵌在已经设计好图案轮廓的漆面上,最后在贝壳平面用刀浅雕出细部花纹。剔红是唐代漆器另一项技艺创新,在木胎或金属胎上涂上少则几十层,多则数十层的一色朱漆,堆出需要的厚度,再用刀剔刻出深浅花纹图案,使漆器表面具立体感。剔红工艺费工费料,讲究刀工刚柔相济,无论深浅、疏密、宽窄、粗细都以不漏刀锋为美,技法要求较高。

唐代开始萌芽的剔红技术在宋元时期发展成熟,被广泛应用于盒、盘、匣等器物,纹样以朵花、折枝等形态饱满的花卉图案最为常见,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代《栀子花剔红盘》即为折枝花卉。(www.xing528.com)

宋元漆器在剔红工艺不断成熟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剔彩工艺,即根据图案需要,不同色漆分层髹涂,然后依据图案内容剔刻出立体效果的多色纹饰,为明清时期五彩雕漆的雏形。除雕漆外,宋元时期漆器戗金银、描金、螺钿、素髹等工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元代螺钿漆器的特点是螺片由厚变薄,一种“软螺钿”工艺开始流行。《髹饰录》曰:“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螺钿漆器的发展经过。这一时期漆器名匠辈出,特别是浙江嘉兴府雕漆名家很多,其中张成、杨茂、彭君宝尤为出名。

图2-30 南宋人物花卉纹朱漆戗金莲瓣式奁盖面

图2-31 元代“张成造”栀子纹剔红盘

明代漆器在制作和髹饰方面,都表现出了高超技术。在雕漆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螺钿镶嵌、百宝嵌、雕填和金漆等也都有了新的特色。在漆器制作经验的整理上,由黄大成撰写的《髹饰录》也成为我国漆器工艺的集大成之作。根据书中记载以及对出土实物进行考证,明代漆器可分为雕漆、填漆、光素漆、彩绘漆(含油彩)、描金漆、戗金漆、堆漆、填嵌漆、款彩漆、镶嵌漆等类别。装饰纹样主要有花卉、鱼虫、鸣鸟、翔凤、云龙、蟠螭、异兽、山水人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寓意吉祥长寿的其他图案。丰富多样的漆器种类加上生动传神的题材装饰,制作者用娴熟精湛的制造工艺,展现了明代漆器工艺的繁荣景象。

清代漆器工艺在中期之前继承明代传统,在生产技术和艺术创造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开始趋向繁琐精巧,在雕漆、螺钿、百宝嵌、雕填和金漆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制作规模也远超明代。清代漆器纹样内容以吉祥图案宗教图案、花鸟图案和人物风景图案等为主,其中吉祥图案的绘制流传相对较广。这些图案变化层次丰富,在一件漆器上常有主体图案和辅助图案两种,其中主体图案位于器物的中心位置,而辅助图案主要是用来衬托主体图案,往往以线造型,优美生动。

(二)《髹饰录》:漆器工艺的集大成之作

《髹饰录》是我国目前现存唯一一部古代漆器工艺著作,由明代隆庆年间安徽新安平沙的著名漆工黄大成所写。原著文字晦涩难懂,天启年间经嘉兴人杨明逐条翻译加序,才最终为世人广为理解和接受。该书曾一度失传散落,民国年间由朱启钤发现后得以重现,再次回到大众视野。

“髹饰”一词出自《周礼·春官·巾车》:“骇卓、萑蔽、然狠、髹饰。”郑玄注云:“髹,赤多黑少之色也。”《汉书·赵争后传》:“殿上髹漆。”颜师古注曰:“以漆漆物谓之髹。今关东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谓之捎漆。捎即髹声之转耳。”可见“髹”是种颜色,类似鸟雀头颈部的朱褐色,又称为“雀色”,其颜色华贵而又温和。周朝时,髹饰既能增强车辆的防腐能力以免构件受到腐蚀,又具有区分车主人身份等级和美化车辆的功能。“髹饰”一词后来则泛指一切涂漆装饰的工艺,成为历代漆艺的专用名词。[14]《髹饰录》全书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其中《髹饰录·乾集》主要讲述了漆器的制造方法、原料、工具及漆工的禁忌:“利用第一”介绍了漆工使用的各种工具和原料,“揩法第二”讲述了漆工应有的素养和在制造漆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失误。《髹饰录·坤集》则讲述漆器分类及各个品种的形态,从“质色”到“单素”讲述了各类漆器的特点与装饰技法,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漆器的所有类别。按照漆器的纹饰工艺方法它把漆器分为十四大类、一百零八种,分别为质色、匏、罩明、描饰、填嵌、阳识、堆起、雕镂、戗划、斒斓、复饰、纹间、裹衣、单素等。

《髹饰录》作为一部专业性极高的工具书,为古代漆器的定名和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本书不仅记录了明代的各类漆器,而且作者提出的漆器设计的“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等原则,[15]展现了中国古代设计的独有精神,对现代设计的原则和生态意识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黄大成在《髹饰录·乾集》中提出“巧法造化”,指漆器在制造过程中要以自然为师,将自然元素运用到漆器工艺中,如《髹饰录·乾集》中“利用第一”集中分析了漆器的工具、材料和设备要与自然界相结合。杨明注译中解释为“非利器美材,则巧工难为良器,故列在其首”。此处提出漆器制作的首要条件是利器美材,强调工具材料对于制器的重要性,这些原材料都需在自然中获取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此外,《髹饰录·坤集》中对各种漆器纹饰的阐述,同《髹饰录·乾集》中对漆器材料的叙述一样强调以自然为师,认为漆器纹样中的人物、动物、花鸟鱼虫及风景,实际上都是对自然物的模拟。这些对自然物象的模拟反映了设计者对自然的崇尚,在“楷法第二”中提到了“相宜”,这实际上是一种阴阳调和、万物相生的自然观

“质则人身”则将漆器的胎骨喻为人的骨质,将制作过程中的胎、布、漆灰等工序形容为成人的生长过程,一个人生长过程中骨骼质量十分重要,也侧面反映出胎骨对于漆器的完成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髹饰录·坤集》“质发第十七”中有“质乃器之骨肉,不可不坚实也”,强调胎骨的选择对漆器造型的影响。不仅如此,作者认为漆器的装饰也同样需要做到“质则人身”,在“斒斓第十二”中指出:“取二饰,三饰可相宜者,而错施为一饰也”,就是将多种装饰技法施于一件器物时,应以没有突兀繁杂之感为上。

“文象阴阳”,“文”同“纹”,指漆器的纹饰、肌理,“象”是象征,“阴阳”代表“凹凸”,指漆器设计装饰阴阳相生之美,虽属人工但应求天工之妙。《髹饰录·乾集》中,多处以天、地、日、月、风、云、雨、雾等天文气象,还有春、秋、寒、暑,山、川、湖、泊等时令和山川景象来比喻制造漆器的材料、工具、工艺等,将自己对自然的理解融入器物之中,以求达到“制器尚象”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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