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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的战略:宋军利用数量优势收复失地

时间:2023-09-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事实上,李纲已经被架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虽然皇帝已经祈求和平,但对金军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李纲更是提出了完整的战略,他认为现在宋军与金军数量的比例已经是十比三。在都城坚壁不战时,宋军却可以分兵去收复河北地区丢失的土地,断绝金军的归路。

北宋末年的战略:宋军利用数量优势收复失地

就在宋钦宗拼命搜刮金银,试图满足金人要求时,各地勤王兵马陆续赶来。

正月十五之后,就已经有小股兵马来到汴京,每天到达万人以上。作为汴京城防主官的李纲每天都要派遣统制官召集队伍,划分营地,拨给粮草兵器。一方面文官敛财敛得精疲力竭,另一方面武将也忙忙碌碌地应付援军问题。

正月十六[1]来了一支规模大一些的部队,统制官马忠从京西招募的士兵赶到了。他们在西城墙最南侧的顺天门(新郑门)外[2]遇到了一支金军,将他们杀败。与此同时,北宋将军范琼也从京东方向过来,驻扎在了距离金军大营不远的地方。

在援军到来之前,金军四处掳掠,肆无忌惮。自从吃了马忠的败仗,才开始收敛一些,不敢单独行动了。

正月二十一[3],最重要的援军到了。这一日到了几位经历过战阵的将军: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以及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他们率领着西北地区泾原路、秦凤路的军队赶到。除此之外,陆续到来的还有鄜延路的张俊、韩时中,环庆路的汪洋、马迁,以及折彦质、折可求等。熙河路的姚古、秦凤路的种师中也在赶来。

援军兵马号称达到了二十万。[4]这时的军事形势也就起了变化。金军主要驻扎在城西北方向的牟驼冈,而勤王军马大都也驻扎在城外,各个方位都有,最近的就在金军营寨的不远处。

大批兵马到来后,宋军首先面对的是指挥问题。之前的防御指挥权交给了城内的李纲,既然大部分军马在城外驻扎,那么到底如何统御这些人马,谁来负总责?

李纲的意思是,应该由原来的指挥机构,即他指挥的行营使来统一管理,种师道是将军中经验最丰富也最能打仗的,就让他当行营副使,掌管城外兵马。这样,一旦战争发生,决策和信息传递的顺序是:从皇帝到李纲,从李纲到种师道,从种师道再到城外其余将领。

但由于李纲升迁太快,宰执们大都不服他,于是皇帝与众位大臣商量过后,决定另立一个宣抚司,叫京畿河北河东路宣抚司,所有城外兵马都交给这个宣抚司领导。由种师道担任宣抚使,姚平仲充任副手(都统制)。不仅新来的勤王军队由这个宣抚司领导,就连李纲在城外的部队也划归宣抚司统领。李纲曾经设立了前后左右中五军,其中前军和后军驻扎在城外的东面,这两军归属宣抚司节制之后,李纲的行营司所能指挥的就只有左中右三军而已。

这样的做法,好处是给了城外的宣抚司以足够的灵活性,但坏处是由于指挥权的不集中,在战争中容易出现混乱。事实上,李纲已经被架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城外宣抚司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各个将领时常各自为政,给指挥带来麻烦。

不谈指挥问题,援兵一到,首先展现的还是强大的震慑力。种师道决定对金军形成压迫态势,他将勤王军主要驻扎在城市东北面和西南面的两个军寨中,对位于西北的金军形成围堵之势。

由于两寨的修建,汴京的东南角成了最安全的角落。有了军队的保护,种师道命令将东城墙南侧的新宋门和南城墙东侧的陈州门打开,作为军事和民用的通道。从此首都不再是封闭的,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这是生活正常化的表现。

虽然皇帝已经祈求和平,但对金军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种师道在后两天(正月二十三)[5],立刻在板桥组织了一次战斗,将金军击败,并乘夜间焚毁了马监的东廓,接近了金军营地。这次战斗让金军更加忧心,西路军迟迟打不通通道,孤军深入的东路军如果坚持下去,会不会被宋军的勤王部队消灭?

显然,如果长期驻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冲突。李纲曾经估计金军不过六万人,而勤王军队人数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万,到最后,金军会淹没在宋军的人海战术之中。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见好就收,金军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赔偿,又签署了极其有利的和约,只要能够安全退回北方就是胜利。

从这时开始,金军对金银和宝物的移交越来越重视。

在北宋的朝廷内,随着勤王军队的到来,那些求和的大臣也在加紧行动。如果金军最终被勤王军击溃,就意味着他们主持的求和工作是错误的,这些大臣很可能被愤怒的群众撕成碎片。只有让金军尽早离开,才能证明他们的求和是正确的,不需要承担责任。因此,北宋君臣也越来越配合金军的赔款移交工作。

于是产生了奇怪的一幕,一方面,军事将领们变得越来越高调,另一方面,北宋的搜刮工作也在加速,皇帝由于参与了求和,甚至眼都不眨就将祖宗传下的财宝尽数献出,换取金军赶快离开。当皇帝舍弃的东西越多,求和的大臣们越赞赏皇帝的大公无私。接下来皇帝更是将各种美食、珍禽、驯象送给金军,甚至女人都送过去为金军服务。在一封信里,斡离不甚至感谢皇帝送了百余个歌舞伎给他,并表示不忍心让这些人离开父母之邦,等用过后,离开时会还回来的。[6]

但皇帝又和大臣不一样。江山是皇帝的,大臣永远只是职员,不管送什么,大臣都不会眨一下眼。可皇帝虽然接受了大臣的恭维,却会偷偷地心疼丢失了那么多珍宝和土地。

与此同时,金军犯了一个最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们对于金银的渴求过于强烈,将位于城外的后妃、皇子和帝姬(公主)的墓葬都刨开,把殉葬品洗劫一空。[7]这终于触怒了皇帝,加上勤王军队给了他勇气,他变得偏向鹰派了。

主战派的看法也逐渐左右了皇帝。种师道一到京城,就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京城周长八十余里,金军怎么能围得住?城高数十丈,粮食可以支撑数年,哪能攻下来?只要城内扎寨,城外严兵据守,勤王之师都来了之后,几个月就让金军困顿了。到时候只要他退,就和他打,和议干什么?三镇和燕京都不用割让。

主和派的李邦彦反驳说,当初讲和不是因为没有兵吗?

种师道说,“战”和“守”是两种概念,“战”需要真正的士兵,但“守”就不一样了。京师有数百万老百姓,他们不能“战”,却可以参与“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兵,怎么说没有兵?[8]

正月二十七是一个大雾天,这一天宋钦宗召集了李邦彦、吴敏、种师道、折彦质、李纲等人开会。李纲更是提出了完整的战略,他认为现在宋军与金军数量的比例已经是十比三。金军孤军深入,应该采取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办法,将黄河渡口等要道守住,再断绝敌人的粮道,用重兵把敌人围起来。宋军甚至不用主动出击,金军如果有游骑出来,就袭击一下,但如果他们大部队出来求战,宋军就坚壁不战。在都城坚壁不战时,宋军却可以分兵去收复河北地区丢失的土地,断绝金军的归路。等金军主力疲惫了,粮草殆尽,再逼迫金军将三镇和誓书归还,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北归。等他们渡黄河到中途时,再动用所有力量给予毁灭性打击。[9]

李纲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由于还有两路兵马姚古和种师中没有到,决定再等一等他们。综合考虑,宋军决定选择一个吉日——二月初六——发起行动。

虽然大计已定,但到了二月初一晚上,突然一支宋军出现在了金军营地前。难道进攻提前了吗?这要从一位叫作姚平仲的将领说起。

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是北宋著名将领姚古的养子。从西北出发的姚古也响应了勤王号召,但由于路途遥远,当时还没有赶到。

姚平仲曾经跟随童贯参与了平定方腊叛乱的战争,他自认为功劳很大,却被童贯压制。这次到京后他又提起了当年的战功,宋钦宗对他刮目相看,屡次单独找他谈话,并许诺他一旦立功,立刻给予重重赏赐。[10]

当众人定下二月初六发动进攻的策略,姚平仲却担心自己在众人的行动中显现不出来,如果能够提早单独行动,擒获了斡离不,那么他就成了稳定北宋的最大功臣。

姚平仲与步将杨可胜两人将想法告诉了宋钦宗,竟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于是他们议定,于二月初一夜间率先发动进攻。这件事不仅瞒着李纲,就连城外的指挥官种师道也并不知晓。

虽然指挥官不知晓,但民间却早就知道了。

劫营的日期是由一位术士楚天觉通过占卦决定的,占卦时消息就已经泄露。京城家家户户都知道皇帝要在二月初一打仗了。另外,皇帝还在开宝寺树立了三根大旗,上面写有御前报捷的字样,这是为了胜利后庆功准备的。外城北面的正门是封丘门,这里距离金军营地最近,门上提前搭建了皇帝驾临的阁楼,是为了检阅俘虏用的。这些准备让京城的人们充满了期待,人们纷纷等待着胜利的消息。[11]

到了晚上,劫营开始,姚平仲和杨可胜率领七千兵马,向着六万金军的大营冲去。到了大寨,却发现寨子大半是空的。金军从寨外将宋军包围,于是劫营变成了突围。姚平仲比较幸运,突围而去,杨可胜却被俘了。

姚平仲劫营时,在金军做人质的康王、张邦昌,以及出使未回的李棁、郑望之等人正在寨子的某处睡觉,突然间外面人嘶马鸣,四处火起,有人来报宋军劫营。康王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死期到了,金人会将人质杀掉以报复宋军。

在旁边的郑望之反而劝说康王不要紧,不须恐慌。如果宋军赢了,金人不敢随便杀人质,如果宋军败了,康王作为人质已经半个多月,自然不可能知道劫营的事儿。康王听他说得有道理,才放心一些。[12]

当天晚上,镇守城内的李纲正好有病,请假在行营司休息。到了半夜,皇帝的亲笔信突然到了,信里说,姚平仲已经起事,大功就要告成,请李纲率兵到封丘门策应。李纲吃惊的同时写了个札子,表示自己在生病,况且大家都在按照原定日期做准备,现在突然发生战斗,都措手不及,拿不出兵来。

不想短短一会儿,皇帝的传令官竟然来了三次,越来越急。李纲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带着他仅剩的三个军出城。此时,参与了劫营的范琼、王师古等人正在北门外被围困,李纲连忙加入战团,在幕天坡鏖战,击退了金军。当金军再次进攻时,他又用神臂弓将金军击退。[13]

第二天早上,斡离不紧急召见康王等人质。在召见地放了数百面宋军旗帜,都是劫营者留下的,还有被俘的数十名宋军。张邦昌赶快声明,这可能是某一支勤王的军队,为了向皇帝邀功才这么做的,皇帝可能并不知情。

恰好,被俘的杨可胜在准备劫营时,与皇帝商量做了安排,他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信揣在身上,信上表示他瞒着皇帝出击是为了立大功,等胜利后请求皇帝给予封赏。如果他死了或者被俘,金人从他身上搜到信,会以为皇帝是不知情的。现在这封信与张邦昌的说法吻合,竟然真起到了作用。

康王和张邦昌摆脱了嫌疑,但出使的郑望之却没有这么容易了。斡离不接见他们后,将郑望之单独留下,送去了一位叫作“都统国主”的将领处。康王和张邦昌都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他了,纷纷向他告尘世最后一别。

郑望之跟随着向导在金军大营的营栅里穿梭,营地里的道路曲曲弯弯,直线距离十几里,曲线距离却走了六七十里。

郑望之到了都统的营地,穿过两边卫士的刀枪丛林,才见到了都统。将军直截了当地说:“北宋求和,你是首来谈判之人,既然今天以兵相加,你也免不了一死。”他以为郑望之参与了劫营阴谋,强迫他将整个策划过程说出来。

郑望之竭力辩白,表示自己不会自寻死路,如果事先知道,又怎么会在劫营当天还留下?既然他没有参与阴谋,又能说出什么?

都统将郑望之留了一夜,第二天才放了回去。郑望之重新见到康王和张邦昌,才知道康王为他流了不少泪,以为他死了。即便在金军内部也传言,都统叫他过去不是善意。[14]

击退了金军的进攻,李纲回到行营司,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罢官了。皇帝下令,将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的职位罢免,甚至连行营司都撤销了。只是任命蔡懋担任守御的职位,接收李纲的军队。

怂恿皇帝罢免李纲的是宰相李邦彦。主和派将姚平仲全军覆没的消息带给皇帝,李邦彦乘机向皇帝表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说皇帝并不知情,是主战派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擅自行动。他甚至主张将李纲和种师道等人绑了送给金军。[15]

皇帝也慌了神,虽然他否决了将李纲和种师道送给金人的提议,但还是罢免了李纲。[16]

二月初三,李纲正要进崇政殿见皇帝,在殿门口听说自己被罢免了,于是来到浴室院等待自己的处罚。对李纲进行讯问的是他的后继者蔡懋。经过讯问,蔡懋才知道原来姚平仲并没有全军覆没,劫营的士兵一共损失了千把人,而李纲的救援部队损失更小,只有百余人。姚平仲本人也并没有死亡,而是突围后担心种师道治他偷偷行动的罪,所以溜走了。所谓全军覆没的消息是不准确的,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没有加以核实就相信了,匆匆做出了免职李纲的决定。

蔡懋把消息带给皇帝,皇帝也觉得是自己对不起李纲。毕竟皇帝对姚平仲劫营是知情、鼓励甚至参与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反而不知道。现在出了事,还必须由他们承担责任。

于是皇帝赏赐了李纲白银五百两、钱五十贯。能够赏赐这么多,在缺金少银的时代已属不易。按照皇帝的意思,先让李纲下野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等金军一走再重新用他。[17]

除了面对大臣的压力之外,宋钦宗要处理的还有金人的愤怒。

二月初三,出使金国的使者郑望之等人被放回来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金国的使臣张恭礼,他带来了一封充斥着嘲笑口吻的信,信中故作不知情地谈到遭到一支情况不明的军队的袭击,这支军队气势汹汹前来,战败后又灰溜溜逃走,金军请求宋钦宗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8]

宋钦宗接待金国使节之外,还会见了郑望之。他听了郑望之的叙述,不断地说“错了,错了”。[19]

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就如何处理这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按照种师道的意见,姚平仲劫营的确是错误的做法,但这个错不是选择了军事对抗,而是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行动。既然前面错了,金军以为宋钦宗会服软,那么继续进攻就成了另一种出其不意。再说姚平仲的损失也不大,宋军实力并没有被削弱,所以不如发动兵马对金开战,将他们打服再说。

而另一种意见,也是大多数主和派的意见,认为既然已经与金军讲和,花了这么大力气,就不好再反悔。不然,即便不说实力上,面子上也是过不去。

当金人使节质问时,宋钦宗一是磨不开面子,二是吓破了胆,立刻选择了和谈,他屈服了,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全力讲和。他回书承认了姚平仲事件,并声称自己毫不知情,是姚平仲本人以及一些与他关系不错的宰执(暗指李纲)发动的,姚平仲已经逃走,宰执已经被免,事情过去了。

皇帝写好了回信,却发现找不到人当使者了。由于出了这么多事儿,担心去往金军营地遇到危险,北宋的大臣们都不愿意当使者。

此刻,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正在城外的汴河边带兵,由于勤王之师太多,有许多小分队无法安置,特别是东南来的兵。由于太上皇的干扰,东南兵没有大规模集结,只有一些小部队零零星星到来。宇文虚中出城集合了两万左右的东南兵。他听说朝廷有难,将军队交给别人带领,自己坐在筐里吊入城内,接受了前往金军营地出使的任务。[20]

宇文虚中到达金军营地后,发现这里的气氛剑拔弩张,他在金兵的包围下坐了四个时辰才见到了康王等人,第二天才见到斡离不。他来回于宋金两营达三次之多,金人一定要北宋割让三镇才肯退兵,宇文虚中甚至痛哭流涕,都没有争回三镇。[21]

在他最后一次出访金军营地时,除了携带常规文书之外,还带上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地图。这些诏书曾经被李纲扣押,但由于李纲已经离职,没有人能阻止这些诏书发出了。[22]当初李纲扣留它们,是希望等勤王大军到来后,逼迫金人同意不要交割三镇。现在勤王大军已经到达,但割让诏书和地图不仅无法扣下,反而更加轻易地送了出去。

到这时,意味着金军所有目标都已达成。他们需要三镇,现在已经拿到了割地诏书和地图;他们需要大量的赔偿,汴京城已经被搜刮一空,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财物了。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安全地撤离。

宋钦宗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害怕强大的金军,但金军却对宋军的勤王部队感到忌惮。如果继续驻扎下去,即便双方再有诚意和谈,宋金军队之间早晚还是会有冲突。只要金军失败一次,就可能再无翻身之地。姚平仲的劫营是给金军提了个醒,让他们意识到该离开了。

但问题是,即便要离开,也必须防范宋军的袭击。事实证明,康王和张邦昌并不足以让宋军放弃抵抗,需要有更大的抵押品,才能让宋军不敢行动。

在二月初五的回书中,金军元帅要求宋军更换抵押品。把康王和张邦昌领回,换成皇帝的亲叔叔越王,并在太宰李邦彦和枢密吴敏中选一人来抵押。李邦彦是最高文官,吴敏是最高武官,以前抵押的张邦昌只是少宰,显然级别还不够。[23]金人认为,以越王和最高级别的官员作保,金军可以安然渡河回军,不至于被掩杀。

李邦彦是最大的主和派,如果他能被抵押出去,也算是得偿所愿。但就在斡离不写文书时,李邦彦还是宰相,当文书送达宋廷时,李邦彦已经不是宰相了。

北宋朝廷本来已经焦头烂额,二月初五,汴京城内又发动了一场底层士大夫和民众的动乱,让宋钦宗更加手足无措。

这场动乱的原因是李纲被罢职。虽然种师道可能没有被罢职,但当时都城内的传言大都指种师道和李纲一块儿被罢免,主战派已经全部下台。

就在几天前,人们还盼着皇家军队打胜仗,但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这样的局面。加上之前皇帝对民间搜刮金银的做法已经引起了民愤,而劝说皇帝停止搜刮的恰巧是李纲,这给他积累了足够的口碑。

动乱的导火索是一名太学生的上书。这名太学生叫陈东,当初也是他不断地上书要求惩治“六贼”,导致宋徽宗的亲近大臣下台。陈东的做法很有宋朝士大夫的特点,由于宋朝皇帝不杀谏官,于是士人们对多大的官都没有敬畏之心,该骂就骂。从政治谱系上说,他们属于实务经验不足的年轻左派,在当权者看来,是找麻烦的,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的理想主义又的确能够逼迫皇帝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避免社会彻底板结。

二月初五,陈东联合在京城的数百位学生来到了宣德门外,跪在地上,要求将一封信传给宋钦宗。[24]信中的要点是:第一,他们把皇帝的大臣分成社稷之臣和社稷之贼两类,社稷之臣主要指的是李纲,而社稷之贼则包括了当时大部分宰辅,比如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人。第二,指出一场小败说明不了什么。虽然败仗与李纲无关,但在当时的宣传下,大都认为是李纲的策略导致败仗,太学生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太学生已经意识到李纲是受人陷害,更何况,像童贯等人闯的惊天巨祸,皇帝都还没有完全追究,反而对李纲痛贬,这说不过去。第三,希望皇帝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等人,贬斥李邦彦等人。让李纲继续守卫京城,让种师道率兵进攻金军,获得完全的胜利。

太学生上书的消息惊动了京城,于是更多的人来到宣德门外。当天,在皇帝宫前已经聚集了数万人,他们鼓噪着不肯离开,表示除非见到李纲和种师道复职,否则不走。

群体事件正在进行中,大臣们散朝的时间到了。群臣从东华门恰好走到了群体事件现场,李邦彦也在内。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对着他大骂,直斥他的罪过,更有人冲上去脱掉了他的靴子。眼看自己就要挨揍,李邦彦吓得赶快逃走了。

皇帝命人将陈东等人的上书收进去,过了一会儿传来旨意,表示众人的话很好,一定会施行的。

既然皇帝答应了,有的人就准备散伙。但另外的人立刻意识到,政府的许诺除非当场办,否则一定做不到。他们鼓动大家留下,要亲眼见到李纲和种师道,确信他们已经复职了才走。一会儿,掌管军事的吴敏走了出来,告诉大家,李纲因为用兵失利,暂时罢免。但这只是非常时期,等金兵一走就立刻复职。

从朝廷的安排也看出来,宰执们已经倾向于不折不扣地接受金军的要求,先把金军糊弄走了再说。在金军走之前,李纲是不能复职的。

这种回答让众人不满意。天色渐晚,人们把开封府的登闻鼓也搬来了,放在东华门外不断地敲,鼓敲坏了,就用声音代替,山呼震地。

开封府尹王时雍是负责首都治安的官员,也来劝说太学生们,说他们这么做是胁迫天子。太学生回答,以忠义胁迫天子,比用奸佞胁迫不是好多了?(www.xing528.com)

众人想揍王时雍,他只好也逃走了。

守卫宫殿的殿帅王宗濋只好向皇帝汇报,告诉他如果不听从民众的呼声,今天就要发生民变了。

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来了,太学生和民众拉住他不让走,除非他去向皇帝汇报给李纲复职。耿南仲只好答应下来,众人怕他说假话,便围住他,只给他留出一条路,就是进宫廷去的路。[25]耿南仲见到皇帝,皇帝让他传旨召李纲来。

李纲在浴室院,一千多人前去迎接他。皇帝不得已,只好写诏书给李纲复职。

李纲还没有赶到,皇帝派遣了一位内官朱拱之前去宣谕。由于诏书还没有写好,就让朱拱之人先走,诏书随后送去。但朱拱之刚刚到民众前,有人立刻将他围住撕成了碎片,他成了民变的第一个受害者。[26]

这时情况更乱了,有人已经大声喊“杀死内臣无罪”。于是人们不知道从哪里拉来了十几个人,将他们杀死,肝肠取出,脑袋砍掉挂在竿子上。到这时,民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阶段,一旦见了血,人们就会失去理智,事情也很难用和平方法收场了。

这时,李纲已经赶到了皇帝面前,向皇帝请罪。宋钦宗已经顾不上许多,连忙给他复职,担任尚书右丞,兼京西四壁守御使。李纲立刻前往东华门至右掖门一带安抚民众,这才平息了一场民变。[27]

李纲上台之后,立刻改变了前任(只在任了几天)蔡懋的做法。因为金军又在这个门附近集结,准备攻城器械,他当晚便睡在了西面的水门咸丰门上。城内虽然也有炮和床子弩,但蔡懋下令,谁敢开炮就惩罚谁,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李纲反其道而行,规定将士们自行决定开炮,只要打中就是重赏。

将士们的积极性一下子提了起来。第二天,金军来试探攻城,被将士们击退。

由于民变,除了对外不利,京城内部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比如,那些在民变中杀死内官的并不是普通民众,本来就是当地的流氓头目,在社会混乱中,这些流氓变得更加猖獗,杀人、抢劫层出不穷。士兵们也不好好守城,反而借机报复平常对他们不好的官长,甚至杀死他们。军队纪律也不好,士兵偷拿老百姓东西,看哪个平民不顺眼就当奸细滥杀。这些罪行中有的是不可原谅的,有的却是乱世时期的自然表现,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迟早会酿成大祸。

李纲也毫不手软,以诛首恶的方法将社会上的流氓头子干掉,对军队的不法现象更加严厉,一旦发现立刻处理。[28]在李纲的努力下,汴京的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李纲重新得势,宋钦宗的心情却是无可奈何。这是北宋建政以来第一次民间将权力从皇帝和大臣手中抽走,由民众决定谁来做官。皇帝此时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只想表现得软一点,将金人哄走,却又不得不任命一批主战派的大臣上台。

他的矛盾心情,在给斡离不的书信中反映得淋漓尽致。[29]由于金国索要李邦彦和吴敏两人之一,皇帝二月初六回信时顺便发了牢骚,他说,昨天城中数万军民闹事,痛骂宰执,杀了好几个宦官。许多宰执都离职了,太宰李邦彦请求退休,门下侍郎赵野请假不来上班了,中书侍郎王孝迪、左丞蔡懋都已经被罢免了执政的职位,枢密李纲贬到了大名府(这里他撒谎了)。现在大半官员都缺位,宰执之中只剩下枢密吴敏、新任左丞耿南仲、新任枢密宇文虚中,以及李棁四人还在任了。

一个皇帝对敌军将领承认民变,并将高官的任免和盘托出,这也可以看作宋钦宗一种别样的牢骚,表明这并非是他所愿,也表明他已经无计可施,请敌人原谅。

关于斡离不要求将宋钦宗的亲叔叔越王当作抵押品,宋钦宗表示这有违情理。他恳请用自己的同母弟弟肃王将康王替换回来。康王和皇帝虽然同父,却并非同母所生。肃王作为同母兄弟,显然与皇帝关系更加密切。但皇帝希望,肃王只送金军渡过黄河,一旦过河安全了,金军就遵守约定将他放回。

至此,金军的所有战略目的都已经达到,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地图、大量的犒军钱,以及安全的回军通道。李纲和种师道虽然复职,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又不能否定,主战派的威慑是金军退军的必要条件。姚平仲劫营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加速了金军的撤离。之前的斡离不仍然慢条斯理地与北宋谈着条件,时不时免一点赔偿金作为恩惠。但劫营之后,斡离不已经不再纠缠于赔偿金了,北宋也没有交付给他更多的钱。二月份,斡离不最关注的是怎么安全地回去,因此人质问题成了最主要的谈判点。

姚平仲劫营八天后的二月初八,金军开始撤回。由于担心大军的安危,金军的撤离非常迅速,初八当日,斡离不写文书告别宋钦宗,二月初九便将康王送回,[30]二月初十就已经拔营离开。[31]原本以为他们在渡过黄河时会遇到困难,但金军早已做了准备——架好了浮桥,一天之内就渡河完毕了。

金军的离开也将宋军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最大程度激化。在主和派看来,金军离开是他们充分斡旋的结果,也是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如果不是主和派坚持和平方针,也许汴京城就会血流成河,如果不是主战派从中作梗,事情还会顺利得多。

但在主战派看来,各地勤王军队已经二十多万人,这些军队只有少数人参与了一点点抗金作战,其余的人虽然满怀热情,却还没有动手,就听说皇帝选择了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认为,仅仅因为姚平仲的一次小小的失利,就彻底放弃武力解决,的确是太窝囊了。

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李纲,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人。比如,在燕京被俘的沈琯被金人放回之后,在二月初十见到李纲,立刻提出建议。由于他在金军大营里待过,对金军的实力知根知底,他说,金军不过只有五万人(比李纲预计的还低),能打仗的只有万把人,其中二太子斡离不营只有两千骑兵,郭药师的常胜军有三千骑兵,诸营的步兵也只有三万多人。这些人还并没有都过河,只有一多半的人在河南地区。总体上金军与宋军相差悬殊,完全应该立刻袭击金军。[32]

李纲接纳了沈琯的提议,向皇帝报告。与此同时,种师道也要求在金军渡河的时候发动袭击。[33]但他们的建议都被主和派给挡了回来。

李纲还不甘心,又拐弯抹角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在北宋初期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时,辽国侵入北宋的领土,虽然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但在辽军离开时,北宋仍然用大部队“护送”他们离境。在宋军的护送下,辽军走得特别快,也没有办法进行掠夺。李纲提出应该按照澶渊之盟时期的规矩,派大军将金军护送出境。[34]这次他的提议终于得到了答复。

李纲得到了皇帝的许可令,立刻派兵十余万,分数路出击,他下的命令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攻性的,只要各路将帅找到时机,就毫不犹豫地进攻金军。宋军急不可待地行动了,他们在邢州和洺州之间追上了敌人,双方相差只有二十余里。

就在宋军摩拳擦掌准备扑向敌人时,事情突然又出现了变化。原来,金军的西路军有消息了。

粘罕率领的西路军在前期势同破竹,但到了太原就被张孝纯阻挡住了,迟迟不能南下,使得金军的钳形攻势难以形成,只有东路军到了汴京城下,西路军一直无法配合。但到了正月十九,一位义胜军的首领刘嗣初却投降了金军,帮助金军夺取了太原以南的平阳府(现山西省临汾市)。[35]粘罕决定绕过太原,先向南进军,攻陷了威胜军(现山西省沁县南),控制了重要关口南北关(现山西省灵石境内),进军并攻克了位于上党高原的隆德府(现山西省长治市),最后围攻了曾经发生过著名的长平之战的高平。一旦高平失陷,粘罕就可以冲过天井关关口,从山西高原下到黄河边的平原,有可能再次发动对汴京的攻击。[36]

被吓破了胆的宋钦宗立刻下令将那些围堵东路军的宋军召回,让他们赶快想办法对付粘罕。

但事实上,宋钦宗并不用担心粘罕的进攻。由于粘罕并没有攻破太原,太原就如同在他背后的一枚钉子,只要粘罕继续孤军深入,太原就可以在后面打击他的后勤、辎重和援军,切断他的归路。

种师中还提到,其实并不用把军队召回到黄河边,而是从河北地区越过太行山,从侧翼包抄粘罕,将其包围起来进行全歼。[37]

指挥对东路军追击的李纲也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东路军已经撤退,西路军就不会冒险,必然会自动撤退,根本不用管。[38]

在众人的劝说下,宋钦宗终于决定不撤回追击东路军的宋军。但在这一来一回之间,金军已经走远了,宋军将士也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懒得继续卖命。

果然,不久之后,金军的西路军也撤退了。

皇帝任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驻扎在滑州;姚古为制置使,兵援太原;种师中为制置副使,驻军河北、山西之间,援助中山、河中地区。双方的对峙线回到了燕京以南的河北地区,以及太原以北的山西地区。

到这时,金军通过这次战争得到了太原以北的所有领土,以及河北地区的燕京地区。另外,二太子斡离不通过协议在名义上得到了太原、中山、河间三府。只是撤退时,这三个府还都掌握在北宋手中。如果北宋愿意遵守协议,就必须派人去把三镇交割给金军,这也意味着金国已经深入到河北平原和山西中部。

但是,既然金军已经撤退了,宋钦宗还真的愿意交割吗?到底是遵守和约,还是放弃和约准备战争,这位年轻的皇帝该怎么选择呢?

【注释】

[1]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靖康传信录》记为正月十七八到达。《皇宋十朝纲要》《宋史》记为正月十八。《三朝北盟会编》记在正月二十。

[2]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靖康传信录》作郑州南门外。

[3]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靖康传信录》作正月二十。

[4]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5] 参考《东都事略》。

[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五十四篇。

[7] 参考《靖康传信录》。

[8]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9] 参考《靖康传信录》。

[10] 参考《靖康传信录》。

[11] 赵甡之《中兴遗史》。

[12]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13] 参考《靖康传信录》。

[14]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5] 参考《靖康传信录》。

[16] 李纲被罢免时,种师道有没有被罢免却有争议。《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传信录》等书记载,种师道也遭到了罢免,但《靖康要录》《种师道行状》《宋史》等书记载种师道没有被罢免。现取后者。但外界传闻种师道也一同被罢免,因此才有后来汴京人民要求李纲和种师道复职事件。

[17] 参考《靖康传信录》。

[18]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五十八篇。

[19]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20]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21] 参考《靖康要录》。

[22]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五十九篇,《靖康传信录》。

[2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六十一篇。

[24]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5] 参考《靖康要录》。

[2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7] 参考《靖康传信录》。

[28] 参考《靖康传信录》。

[29]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六十二篇。

[30] 参考《东都纪略》《宋史》等。

[31]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2] 参考《南归录》。

[33]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4] 参考《靖康传信录》。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靖康要录》。

[36] 参考《靖康传信录》。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中兴姓氏录》。

[38] 参考《靖康传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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