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庸报》原是叶庸芳私人创办的报纸，后转让于董显光、蒋光堂。转让后董为社长，蒋为经理，并聘请张琴南主持编辑部工作。该报出版3大张，在知识界颇有影响，在天津报界的地位仅次于《大公报》与《益世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其侵略矛头随即转向华北，由日本关东军派来大批特务，以天津的日租界为基地，积极进行各种特务活动，为大举向华北进行军事侵略作准备。其主要活动之一就是散播反动舆论扰乱人心，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抗战。为此，日本在天津的青木特务机关曾派日本特务尾崎秀雄、三谷亨等创办《中美晚报》，由岑某任主笔兼发行人。该报以黄色报纸面目出现，夹带进行反共亲日宣传，因质量低劣，读者反感，社会影响不大。于是日本军部决定收买较有影响的大型报纸作为其在华北的宣传工具。为此，几经周折，于1935年由茂川特务机关的台湾籍特务李志堂主持，委托其兄李恕出面，以5万元代价秘密收买了《庸报》，并由李志堂任《庸报》社长。除董显光、蒋光堂、张琴南等负责人离去外，原有人员基本上留用。
日本特务李志堂，为了掩人耳目，冒充福建人。他不在报馆办公，而在附近的惠中饭店长期包有房间，以便于进行特务活动和吃喝嫖赌。1936年，原《中美晚报》的尾崎、三谷也进入《庸报》，尾崎协助李志堂管理社务，三谷任编辑长，并任命留用人员刘述笙为副总编。三谷任编辑长后，报纸版面发生显著变化，除采用日本同盟社电稿逐渐增多外，主要社论、评论均由日本特务机关供稿。1936年秋，三谷增添日文翻译数人，要闻版、国际版等几乎完全采用译成中文的日本同盟社和日本报刊上的稿件，以及社外日本人写的文章，无论是社论还是新闻，完全站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立场，报纸的汉奸面目彻底暴露。
在这种情况下，留用的编辑记者受到社会上的指责和嘲讽，十分难堪，刘述笙等很多人因此辞职他就。李志堂为了补充人员，邀来原《大公报》外勤主任张逊之（青帮分子）担任副社长，希望他拉些《大公报》的人来，但张与日本特务早有勾结，名声很臭，结果只带来他的青帮继弟李树芬、郝伯珍二人充当《庸报》外勤记者。日本特务机关撤销了《中美晚报》，将其全部人员分别补充到《庸报》的编辑、营业部门。同时收买了潦倒政客何海鸣（此人为黎元洪幕僚，曾任南京镇守使），与《中美晚报》的岑某轮流为《庸报》写社论。随后又派来日本特务生一任经理，池上广盛任编辑部次长，拼凑成以日本人为主的班底。(www.xing528.com)
日本特务机关派入《庸报》的工作人员，隶属于不同的特务派系，各存争功求赏之心，结果造成混乱局面。生一和他带来的人企图独揽经理部大权，但李志堂的亲信把住财务实权不放，每天将营业现款以特务经费名义送交李志堂处，从而与生一等人的矛盾激化。三谷以原《中美晚报》人员为骨干把持编辑部，与池上广盛合不来。更由于日本人主办的汉奸报纸真相大白，致使发行份数和广告收入显著下降，达不到日本军部的要求，引起日本当局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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