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谈往：抗战胜利后新学中学的恢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新学中学的英国人集中在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有栾嘉立、顾伦、卢克逊、李爱锐，连同他们的家属均被押往山东潍县的集中营拘禁。日本投降后，李爱锐早已死于集中营，栾嘉立以年老退休回国，顾伦在得到英京伦敦会指示后，准备偕卢克逊来津接收新学中学。原曾兼任两年代理校长的黄道，此时在前西北军骑兵军长席掖池手下任少将秘书长，他早就准备接手新学中学重整旗鼓。据说黄道在得知顾伦搭军用飞机来津的电讯后，即在两个兵弁护卫下率新学旧同事赴机场欢迎。

顾伦回到天津时，新学已改名为市立二中，英国人要收回它得费很大周折。黄道因席掖池的第二路军司令部迁入北平不久即临瓦解局面，也就一心一意为新学中学复校奔走。当时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天津市教育局长是抗战前的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喻传鉴，喻因忙于筹划南开大学迁回天津，由黄钰生（字子坚，原南开大学秘书）代理局长。新学和南开几十年来的关系一直很好，南大在抗战期间迁校西南时曾将新制的学生桌椅200套赠给新学，喻传鉴在新学书院时期又曾教过两年书。顾伦为在复校前先安置黄道曾到教育局去过几次，黄道也就通过这层关系得以充任第二中学校长。

1947年暑假，教育局令第二中学并入第一中学（现市立第一中学），将校舍交还新学中学，仍由黄道出任校长。他便以国民党特务张青田为训育主任，三青团骨干李夏声充任事务主任。

新学复校时所接收的只是一所校舍，费了很大的力才招到初中和高中一年级新生共400人，以仅靠400学生的学杂费收入来维持全校的开支，在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显然是困难重重。尤其是校舍多年失修，从创办起一直用了几十年可以坐5名学生的长条桌和长板凳也已四肢不全。顾伦为修理校舍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请求拨款，得到的回答是：无款可拨。新学中学向开滦矿务局及其他方面募捐了一些款项，又向法商电灯公司经理、原属新学同门的杜用文借了20万元（据说后来也未归还），才勉强解决了修理费用。(www.xing528.com)

新学复校后，英京伦敦会除派名叫汤姆森的英国人来津协助顾伦外，未另添派人员。几十年来每天上午全体师生做礼拜的成规被黄道改为一星期一次，学生读经以及查经班、祷告会都取消了。顾伦和汤姆森这两个英国人除教书外，也就谈不上传教了。

1949年天津解放后，顾伦、汤姆森回国。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教会学校，新学中学改为市立第十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