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与民意管道

永乐五年十二月，胡濙从朱棣那里领受了一个任务，要到全国去搜访异人张三丰。但是，搜访异人张三丰只是借口，实际上此行另有目的。明代嘉靖年间的学者陈建在《皇明通纪》中就说，朱棣在观察身边的官员之后，认为胡濙最“忠实可托”，于是把任务交给他，而真实的目的在于到京外考察一下人心之向背。姚夔在为胡濙所写的墓志铭中也说，胡濙是“奉使巡行天下，访察人情”，而且当时御制《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书编成不久，让胡濙“以此劝励天下”，则似乎还顺带有替皇帝向地方颁书之职责。不过，陈建谨慎地说，有人认为胡濙的真实目的是去查访建文帝的下落。其实，无论是“察人心之向背”，还是“踪迹建文君”，其背景都是与靖难之役的皇位篡夺有关。朱棣虽然夺得了皇位，但是心中仍然有隐忧。隐忧之一，就是燕王军队入金川门时，宫中大火，然后有人从宫中找到两具已然烧焦的尸体，称是建文帝与皇后两人自焚后的遗体。从此，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建文帝已经死了。建文帝已死的说法，对于断绝人们对于建文帝的念想是必要的。民间却有不少人认为，建文帝当时偷偷地从地道出城，离开了南京，后削发做了僧人，踪迹则飘忽不定。这样的说法其真实性姑且不论，但它反映了普通人对于建文帝的同情，对朱棣的皇位的合法性也隐然构成挑战。因此，寻访建文帝的下落与了解人们对于建文帝及朱棣间那段历史的真实想法，其实是相互联系的。更关键的是，如此敏感的问题，是不便于大张旗鼓地展开的。郑和下西洋，宣扬明朝国威固然是一方面，而暗中调查建文帝是否流落海外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十六世纪的学者郑晓就说，无论是郑和的下西洋，还是胡濙在国内的四处寻访，背景只有一个——“国有大疑焉”。大疑是什么，就是建文帝的生死与下落。解决“大疑”涉及朱棣皇位合法性的问题。朱棣一方面用暴力的手段对建文忠臣进行镇压，用都察院都御史陈瑛、锦衣卫指挥使纪纲通过各种刑狱来惩罚敢于质疑皇权的人物；另一方面却用一种隐秘的手段，即派出亲信的人四处打探消息，暗中调查建文帝的下落和人们对自己的评价。这反映了君主统治在暴力之外的另一面。当然，受命做这么重大而敏感的事，必定要是朱棣的亲信。去海外寻访的郑和，是朱棣最亲信的宦官之一、内官监太监。胡濙肯定也是极得朱棣信任的人。据说，因为名义上要寻找张三丰以及安全等其他原因，他的出使中往往还伴随另外两个人——道录任一愚、珉州卫指挥杨永吉。(www.xing528.com)

从永乐五年到永乐十六年，胡濙基本上不在京城，行踪飘忽不定。他的同乡王绂《赠胡都给事中》一诗的小序中说：“都给事中胡君源洁，文雅清慎，志趣高朗，与余有同郡之好。尝自大江而上岷蜀，由关陕至于中原，凡名山古迹之间，履无不至。”永乐六年七月，胡濙曾经有一道上疏，说：“陕西汉阴、洵阳等县所输汉中府金州刍茭，储蓄岁久，朽腐甚多。盖金州地僻，所储刍茭支用者少，而有司县照旧催征，民用困乏。请令民代输钞为便。”他向朝廷反映，存放在汉中府金州（今陕西安康）的干草因为地方僻远，很少支用，结果造成了干草的朽腐，不如让老百姓缴纳宝钞以代。这一建议得到朱棣的批准。永乐七年三月，胡濙“出使，经宝鸡县，获双白雉，献行在所”。因为白雉在古代被人们视为瑞鸟，所以胡濙在陕西的宝鸡县（今宝鸡市）获得一对白雉后，便将它们贡献给朱棣——当时朱棣在北京行在。永乐十年（1412），户科都给事中胡濙再次上奏：“切见陕西所属府州县递年收积马草，因布政司奏盘，折数百万束，皆作侵欺之数，见蒙朝廷差官追陪。此草盖因支用数少，露地堆积，年深雨雪淋坏，及盘点之际，不下数十百人，蹂践朽烂。今作侵欺追征，民有不堪，兼今年亢旱，农种颗粒不收，伏望宽恤。”这次上奏谈到陕西马草多年露天堆积，雨雪淋坏，而朝廷差数十百人盘点也踩坏不少，最后清盘下来的结果是少了百万束，而朝廷因而命百姓补办。胡濙乞请宽恤。朱棣再次采纳了胡濙的提议，不仅免追马草之补征，还命户部派官赈济陕西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