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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域下的电影声音艺术研究成果》

时间:2023-09-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正如鲁斯·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文化研究所做的那样,作为一个从未踏上过日本土地的美国人,她却能够凭借日本的文学、电影资源和在美拘禁的日本人、移民得出针对其文化模式的准确判断,成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与该项研究的成果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连日本学者都认为这是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之一。

《人类学视域下的电影声音艺术研究成果》

1.对人类文化历史的探寻

早在1900年,人类学家费力克斯·瑞格纳特(Felix Regnault,1863—1938)和L.阿佐莱(L.Azoulay)就已经设想过成立人类声像博物馆,他们认为当下的人类学博物馆只收集那些车床、织布机、掷枪等物件是远远不够的。[4]截至今天,全世界各个国家已经纷纷开设了收集或储存人类学影像的档案馆或资料馆,但大多数情况下对其归档的效率较低,成本太高,导致了使用频次并不多,这一类场馆的开设并没有完成服务人类学研究的初衷。保罗·霍金斯就曾对这一现象表达过看法,他认为这些场馆的设置更符合历史学家的兴趣,而对人类学家毫无意义。

但是事实上,作为历史的记录并不是一件坏事。人类的每个个体也许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承载电影声音的相关资料进入档案馆后,却能够将那时那刻那地的族群语言——小到重庆、陕西、北京、上海等地具有独特音律的地方语言,大到赛德克语、因纽特语、玛雅语等原住民族群的语言,乃至日语法语等国家语言;地方音乐——如《我们的嗓嘎》(2010)中的侗族大歌,《锹里奏鸣曲》(2010)中苗族的传统“歌鼟”,《冈拉梅朵》(2008)中的藏族歌艺等;以及环境标识性音响——如《我的舅舅》中刺耳的机器声,《冈仁波齐》(2017)中手摇玛尼轮的叮咚声,《三峡好人》(2006)中播报关于“三峡水位线”的广播声,《向日葵》(2005)中生动的弹珠、拍纸片、跳绳声等声音记录下来,若之后对其进行专题研究,最后以时间线凝结起来就是一部鲜明又形象的声音文化史。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一部分文化行为和文化遗迹正在加速消亡,谢弗对声景理论的提出和运用也意在于此,声音资料是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历史的重要参考。与此同时,将包含声音的电影影像归档保存的时间越长,它们作为历史的记录就越发重要;呈现各种文化的电影在档案中保存得越多,我们就越发有可能从这些电影中抽样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比较研究。

2.对人类文化模式的解读

人类的文化模式是扎根于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一言一行之中的,正因为它是最基本却又不可见的,因此常常存在于众多学者们意识关注的领域之外。当一个学者面对一种语言、音乐收集资料着手准备研究时,作为音乐家心理学家的他更容易从这些具体材料中直接得出结论,对文化之间互相调节的忽视,常常会导致研究者将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个人心态等同于人类学本性,而把其研究内容等同于音乐学、心理学甚至医学。当然,这种做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无伤大雅,作为存在于不同文化体制内的人,我们只要可以在耳濡目染和本地的教育过程中了解自己文化体制的种种就足够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中因为缺乏对于不同文化模式的正视,我们对于其他民族、地域的文明往往带着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个人好恶。其实,现代社会下的多种文化模式早已置入密切的联系中,哪怕我们对于不同文化能够拥有皮毛的了解和认识,都有助于社会形成一种更加良性的秩序。(www.xing528.com)

如果说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的文化相对论提供了文化模式的研究前提,即对每种文化独特性和充分价值的肯定态度,以及对一切文化价值都是相对的判断。那么文化的整合论则是文化模式的重要构成方法,事实上,表明文化之间差异的文献不计其数,但是文化之间的整合则常常被忽视。正如现代科学中所强调的:整体并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对部分的不同排列和整理,会使得其相加后产生一个新的实体。过去的文化模式更像是一种文化特殊性,它只存在于孤立的社会或者地点。然而,由于现代网络通信与运输的加速,曾被限制在小范围地区内的文化特殊性可能波及地球的另一个角落,至于那些能够满足更大群体的、更有用的文化特殊性则会被传播得更快,当它被新的地区接纳之后会被改造并整合,形成新的文化模式。可以说,经过了整合之后的文化才是该文化的现代面貌和模式,它的内部要素相互关联,同时又保持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

正如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对于日本文化研究所做的那样,作为一个从未踏上过日本土地的美国人,她却能够凭借日本的文学、电影资源和在美拘禁的日本人移民得出针对其文化模式的准确判断,成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与该项研究的成果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连日本学者都认为这是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之一。[5]在她的著作《菊与刀》中,就提到了通过对日本现代战争电影视听语言的分析,来剖析出日本民族文化模式中对报恩的执着以及对情理和义务的重视。[6]

因此,建立在一定的研究样本数量之上,运用电影声音对文化模式进行研究是合理且切实可行的,电影声音中的语言、音乐和音响元素,完全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单一文化现象或是多种文化之间的整合模式与差异性,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它们为电影声音对文化模式的解释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从未像如今一样需要善于理解不同文化模式的人:“他们具有真正的文化意识,从而能够客观地、毫无畏惧地、从不以反唇相讥的态度来看待别的部族之受社会调节与制约的行为。”[7]只有当我们的世界拥有愈来愈多拥有如此想法与能力的人,才能够真正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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