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颁布《泰始律令》：实现法律改革

泰始三年（267）十二月，朝廷下诏禁“星气、谶纬之学”。所谓星气，即观察天文、气象的占卜术，属于占星术的一种。谶纬的“谶”指图谶，即《河图》《洛书》这类预言书；“纬”指纬书，与儒学经书是“经”与“纬”的关系。各部经书都有相对应的纬书，对经书中原本没有的神秘要素加以补充。纬书出现于西汉末年，新朝的王莽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利用纬书构建政权的合法性。汉魏革命之际，纬书也被加以利用。司马氏篡夺曹魏王朝时也用到了纬书，例如九锡本就是《礼含文嘉》（对应经书中的《礼记》）中的说法。虽然是间接关联，但终究还是利用了纬书的相关内容。如上所见，纬书、占书是革命理论的源头所在，对于现政权而言是极度危险的。晋武帝在西晋初期禁止这些书籍，直接目的大概正在于此。不过，此次禁书并没有使得星气、谶纬之学断绝。其后的整个六朝时代，朝廷曾数度下令禁止。隋炀帝时，经过彻底禁止，终于将这一学说废止。

在针对星气、谶纬之学的禁令出台翌月，朝廷颁布了泰始律令。而如果将两者关联起来思索，朝廷禁止星气、谶纬之学可能不仅仅是认为这些学说比较危险，而另有不同层面的考量。

自曹魏咸熙元年（264）五月以来，以郑冲为顾问，车骑将军贾充为负责人，包括司徒荀、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领、散骑常侍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吏部令史荣邵在内十四位成员，历经大约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泰始四年（268）正月丙寅完成了泰始律令。其文本应该在上一年就已完成并上呈给了晋武帝。丙寅当日，晋武帝临席，裴楷诵读，正式对外公布该律令。泰始律令将作为刑法的《律》与行政命令的《令》作了清楚的区分，其原本有《律》二十篇、六百二十一条、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七字，平均每条四十五字。《律》《令》合计有六十卷，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此外，还另编了《晋故事》三十卷。但现在只能看到一些佚文。又，当时将新的律法中死罪条目单独择出，抄写张贴于亭（警察局）、传（官方驿站）。泰始律令集迄止当时种种法律体系之大成，就此而言，它是魏明帝时代陈群所纂《魏律》的延伸。之后六朝时代的法律，特别是北朝的法律，都以泰始律令为蓝本不断加以修订，一直关联到隋唐时代的律令。如果我们将律令视为隋唐时代的政体——律令制的根基，那么律令就是律令制的本质所在。自然，这一点也存在于泰始律令中^[14] 。(https://www.xing528.com)

如上所见，在咸熙元年（284）开始的礼仪、法律、官制改订中，法律相关的部分在泰始四年以泰始律令的形态完成了。至于其他两方面，在礼仪上，以荀为首，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孔颢共同完成了一百六十五编、十五余万字的《晋礼》，泰始五年（269）以后开始施行。裴秀主持官制改革的情况虽具体不详，不过可知其目标是改组此前管辖范围不明晰的部门，将尚书台细化为三十六曹，如同汉代九卿那样，各自分担一个方向。不过，裴秀还未及上奏，便于泰始七年（271）病殁，没能实现彻底的官制改革。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从新生的晋王朝的对内政策转向对外政策。其中最大的悬案，便是平定孙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