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抗日民主运动高涨

国际国内和中日之间的形势的变化，推着蒋介石集团不得不走继续抗战的道路。实行抗战，就不能不作些民主的表示，因此国民党有设立国民参政会的决定。

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国民党政府于四月十二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议，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它只有听取国民党政府施政报告及询问建议之权，它的决议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条例规定参政员总额二百名，具体人选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后，由国民政府公布。在二百名参政员中，国民党员八十八人，共产党员七人，中国青年党员七人，国家社会党员七人，社会民主党员一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员一人，余为无党派人士。国民参政会基本上是国民党独占的机关，而不是真正民意机关。但是，设立这个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各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机构是过去所没有的，这是一个进步。它给了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是有利于抗日和民主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任议长。出席这次参政会的参政员有张伯苓、王世杰、王造时、张君劢、黄炎培、史良，秦邦宪、邹韬奋、陈绍禹、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陶希圣、董必武、林祖涵、谭平山、王云五、梁漱溟、杜重远、邓颖超等一百三十多人。毛泽东被聘为参政员，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在致会议的电文中说：“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会议的召开，各界均极重视，纷纷提出建议。会议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关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等等提案。会议还发表了宣言，表示“国难严重”，各党各派“应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而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这些提案和宣言承认“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长期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国策”，表示要实行“民主政治”、“保障民生”，都是进步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只是把它们当作装饰品加以宣传而已，并无真正实施之意。会议选举张君劢、左舜生、曾琦、董必武、陶希圣、胡适、秦邦宪、傅斯年、梁漱溟、罗隆基、沈钧儒、陈绍禹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国民党政府释放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八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军律»，规定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不奉命令临阵退却者、降敌者、敌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造谣惑众摇动军心或扰乱后方者等等，都要判处死刑。九月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私通敌国图谋扰乱治安者、以政治上或军事上之机密泄漏或传递于敌国或叛徒者、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利于敌国或叛徒之宣传者等等，都要判处死刑。同月又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这些法令公布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认真地去执行，有的条文本来就是用来装璜门面欺骗人民的。但是，这些法令还是有利于抗战的。

在这种情况下，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曾经一度蓬勃开展起来，文化界的救亡运动发展更为迅速。

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政治中心，也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武汉民众的抗战情绪极为热烈，青年界尤为突出。青年救国团在成立后的七个月当中团员发展到两万人。该团曾经提倡青年参战运动，有七、八千团员到豫东和第五战区参加游击战。他们还到后方参加民众动员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任厅长。在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第三厅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集中了文化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出色地进行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第三厅成立后，首先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用文字宣传、口头宣传、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方式进行宣传，把武汉三镇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还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深入前线和后方城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抗战一周年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进行“七七”献金活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此外，第三厅还协助文艺界各抗敌协会开展工作，促进抗战文艺的发展；建立全国慰劳总会，到前线进行慰劳；建立战地文化服务处，输送了大批抗日宣传品到前线；进行了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

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在«发起旨趣»中说：“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文协宣言。宣言指出：“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大会选举郭沫若、茅盾、冯玉祥、夏衍、田汉、巴金、老舍、郁达夫、郑振铎、朱自清、许地山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并推举周恩来为名誉理事。

文协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主要有：（一）先后在成都、昆明、延安、上海、桂林、广州、贵阳、香港等地建立了分会，以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界的抗日力量，推动各方面作家，进行文艺战线上的抗日斗争。（二）号召作家“下乡、入伍”，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战地和农村，宣传抗战，反映抗战，直接为抗战服务。为此，在一九三九年派遣了作家战地访问团和抗战文艺工作团，有计划地访问战地和参加战地工作。（三）提倡文艺大众化，号召写通俗文艺，以便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由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展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无数的文化工作者踊跃投身到抗战的实际斗争中，使得抗战初期的文化运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https://www.xing528.com)

诗歌的创作在抗战初期非常活跃。诗人们写了大量战斗的诗篇。当时出版的诗刊有«开拓者»、«时调»、«诗时代»、«诗建设»等十余种。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出版了«战歌»。诗歌创作和朗诵在部队、农村和工厂中，都得到开展。

在沸腾的战斗生活中，戏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七七”炮声一响，中国剧作者协会就集体创作了«保卫卢沟桥»。“八一三”后，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演出。十一月，田汉等主编的«抗战戏剧»在武汉创刊。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剧协成了戏剧“走向农村”、“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战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烽火剧团等。当时，街头剧、活报剧、化装宣传成为最流行和很有效的宣传方式。这个时期，各地创作了许多比较有名的独幕剧、多幕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更是活跃。一九三八年十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

这时报告文学空前地兴盛起来。无论是文艺刊物或一般的报章杂志，都大量刊登报告文学。沙汀、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等都写出了好的报告文学作品。

作为抗战号角的歌咏运动，这时也蓬勃地开展起来。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冼星海、张曙、吕骥、贺绿汀等创作了«全民抗战»、«壮丁上前线»、«洪波曲»、«干一场»、«太行山上»、«游击队»、«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歌曲。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一九三九年三月写成），不仅风行于当时，而且成了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杰作。随着歌曲创作的开展，歌咏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无数歌咏团体，纷纷出现于前线和后方，用歌声来唤起人民的抗敌热情。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更是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新的美术运动，在抗战初期也很活跃。在上海，漫画家首先出版了«救亡漫画»，用有力的画幅揭露敌人的兽行。其他如木刻家、讽刺画家，甚至一些工商美术画家，也都开始采取抗战的题材，为抗日救亡而宣传。武汉抗战美术工厂的设立，差不多集中了全国优秀的漫画家于一处，制作了大批的美术宣传画。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中心，将抗战美术深入到广大农村，使墙头画、报纸和杂志上的漫画与木刻都成了有力的战斗武器。

抗战爆发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进步爱国的电影戏剧工作者积极组织了战地移动演剧团，去前线服务。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三月，创刊«抗战电影»。一九三八年初，著名的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伊文思来华，拍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八路军对敌作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以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等镜头，编成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又名«一九三八年的中国»）。一九三八年九月，延安影剧团成立，十月开拍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国共合作后，中国电影制片厂由于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加入，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以抗战为题材的故事片的拍摄，西北影片公司内倾向进步和爱国的人士拍摄了长记录片«华北是我们的»。

“八一三”后，抗日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上海涌现，接着在武汉、广州、西安等地也大量出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正式出版«救亡日报»。«群众»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新华日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一九三八年四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一九三八年五月，«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它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还有«抗战»三日刊、«战时联合旬刊»、«文化战线»等共有百余种之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除原有的«解放»与«新中华报»外，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出版的小型报纸，多达数百种。这些报刊宣传了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动摇妥协倾向，揭露了日寇暴行，推动了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抗战初期，蓬勃开展起来的进步文化运动，对推动抗日战争起了重大作用。此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运动继续向前发展，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文化战线上欣欣向荣的阶段便结束了，那里的文化运动开始进入迎着巨大逆流艰难前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