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素质教育的由来和发展

1995年启动的文化素质教育既是一个教育理念又是一场教育实践;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家对中国大学育人理念的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文化素质教育都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相对于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概念,“文化素质教育”在特定的语境和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创新之举和“通识教育”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民族化和本土化。

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和效仿苏联专才教育模式,中国大陆本科教育曾一度以专才教育为主导,而以人文教育为核心、全人教育为宗旨的通识教育受到普遍忽视。这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合理性,却给整个高等教育,甚至社会风气和时代价值取向带来了偏失和问题。部门办学,学科分隔,重理轻文,专业先行、技术至上,科学主义等现象和观点一度造成知识的盲点、认识上的误区、价值观的错位,甚至理想的危机。^[2]针对我国高等教育过分强调专才教育,忽视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现实状况,高等教育界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了始于中小学的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人才培养理念从重视人才的专业知识向重视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方向转型。从面向21世纪国家、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政府出台了加强素质教育的文件和规划。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素质”;1995年9月,在国家教委的指导和推动下,全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协作组会议在华中理工大学(现改为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时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的周远清代表教育部作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讲话,他开宗明义地提出,“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我们这几年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重要思考,也是一个重要的探索”[1]。由此揭开了在全国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序幕。199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同年,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并于次年年初在试点的基础上批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53所院校成立了32个(含合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将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推向了一个新台阶。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素质教育提到国家战略发展的新高度。2004年教育部颁发《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继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2];2005年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纪念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暨高等学校第四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周济部长到会讲话,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推行素质教育;要抓住机会,乘势而上,开创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局面”。2006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胡锦涛主席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加强素质教育,努力建设有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部提出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计划后,文化素质教育被正式提上高校人才培养系统工程的议事日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已初步深入中国各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方略中。随着文化素质教育的逐步开展,相关的理论成果也相继问世,其中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论著有《论文化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论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素质教育——南京大学的思考与实践》等。一批高质量的人文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教材和辅助读物也相继出版,如《大学人文教程》《故乡回归之路:大学人文科学教程》及“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丛书》等。^[3]一批关于通识教育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如《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以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例》《大学理念与通识教育》《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论稿》等。与此同时,一批有关大学理念和全人教育的国外专著也被迅速引进和翻译,如东京大学小林康夫和三本泰的《教养学导读》中译本已于2005年出版;纽曼的《大学的理念》有两个中译本出版;闻名世界的全面阐述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也即将出版。这些成果都从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出发探讨了大学之道和大学之用、求真与务实、“制器”与“育人”、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专业成才和精神成人之间的关系,对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人才综合素质培养问题提出了意见及解决问题的模式和方法。应该说,十年来中国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促使高等教育界就大学培养高素质的“全人”目标达成了一定共识,并有力推动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生和发展。(www.xing528.com)

21世纪初人们注意到,在各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同时,“通识教育” 的理念与实践逐步浮出历史地表,引起越来越多的大学和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与认同。许多重点大学都在本科培养方案中,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来定位和规划大学本科教育,并将通识教育作为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指标;相当一批重点大学还成立了本科学院(即本科文理学院),如复旦学院(复旦大学)、匡亚明学院(南京大学)、竺可桢学院(浙江大学),以从机构和制度上进一步保证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上述本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名牌大学的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中,为保持精英水准在通识教育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它为全面推行和实施文理兼顾的通识教育提供了制度保证,虽然其具体实施模式还有待观察和研究,实际效果更是有待时日和实践的检验,但育人理念上突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思想,这与文化素质教育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全面发展”[3],“是以培养和提高人才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为根本目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4]然而,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关系,互相之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互动和影响,两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哪些有机联系和异同,它们在中国大学育人工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与定位,是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需要弄清和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