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素质教育：从庇护者到组织者

新千年的学校管理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可能表现在,学校越来越多地以发展规划、战略文件、未来目标、年度审查等形式构建各种正式的“管理账户”以及对个人评估使用的“个人门户”。每个学年结束,20年前以集体会餐、年终总结会、联欢会等形式回顾和审视学校工作的方式不再常见,代之以每个人在电脑前的网络系统中填报由必选项和可选项组成的表格所要求的业绩数据。教师之间不再交流,也不用批评,通过数据库的后台运行计算,绩效高低一目了然。对于学校这种非生产性的组织而言,象征在这里与实质一样重要。一年一度的规定动作所产生的文本以有光泽的出版物和正式计划的形式出现,象征和“代表”学校的共识,也可以作为制造共识的手段,取代或包含了差异、不同意见和价值分歧,变成学校的日常社会关系和实践。在表演性体制中,自上而下的操纵链条被科学化的数据隐藏,最有价值的是有效而不是诚实,教师和管理者的道德实践在此都是二级伤亡[20]。面对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管理机构越来越依赖“监测系统”和“信息生产”,这就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说的表演性恐怖(terrors of performativity)[28]。

在表演性的组织文化中,质量(quality)被定义为投入和产出之间最好的方程式。在“表演原则”中,组织的目标就是最大化产出(获利)与最小化投入(成本),由此提供金钱价值(value-for-money)。当质量被定义为金钱价值时,质量审核就具备了三个操作性特征: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果(effectiveness)。经济指的是投放在最可能的事物上的资源的获得性;效率是指用以达到既定产出水平的资源的利用性;效果是指结果与目的之间的匹配性[29]。当质量保证以这三个特征附着于学校管理,学校作为一个本应该庇护其中教师和学生的教育机构,却变成了一个企业,校长更是教学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在学校实施绩效工程。

然而,绩效的社会工程满足了人们对增长和增值的需求,也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教育系统围绕标准化绩效指标的工程越整体化,学校和教师要为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弹性化满足就越困难;对教师活动的绩效审核盯得越紧,就越不可能在学生的正式学习需求和在非正式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学习进程中达到平衡,而这正是素质教育在理念上和政策文本中极力倡导的。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绩效管理,最后遭遇到了反生产力的效果。(www.xing528.com)

在问责文化中,学校要直接面对来自家长和社会的监视,家长委员会、学校开放日、家长进课堂以及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让学校的工作处处面对外部审核者的凝视并及时做出调整和修改,学校管理系统也要向审核者保持透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问责和质量保证二者不得不时而松绑、时而捆绑,表现为一种振荡式管理(oscillatory management),直到暂时满足服务需求为止。教和学都必须做到能够满足审核和问责的要求,然而真正值得的教学过程和结果是不能被提前标准化的,也不能被限定在可测量的产出范围之内。学校怀抱着素质教育高远而全面的培养目标,实际上不得不奉行管理的拆解化和标准化指标,产生了匪夷所思又惯常可见的“机构的精神分裂症”(institutional schizophrenia)[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