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世纪末博物馆诞生以来，它就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博物馆令人难以忘怀的高品质藏品首先吸引了许多文化和建筑方面学者的关注，在博物馆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也不断尝试定义博物馆的新功能。这些学者专家们认为博物馆在文化方面的意义不仅远超过其他一般的建筑，而且它还拥有很高的建筑品质。例如，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认为博物馆是定义、表现和使文化潮流变得明晰的工具。他认为博物馆不仅仅是表达，而且几乎可以用来定义最新的社会价值和人的体验。历史上博物馆建筑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已经远远超出自身的实际功能范畴。[25]在《博物馆的转变》（The Museum Transformed）一文中，道格拉斯·戴维斯（Douglas Davis）不仅重申了迈克尔·莱文的观点——“在象征意义和建筑学的重要性上，没有其他的建筑可以与博物馆进行竞争”，而且也强调指出了博物馆的其他一些特点，如一直都在重新定义自身的社会地位，不断地扩展自身的观众等[26]。近来著名建筑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对博物馆在20世纪90年代所受到的多元化和日益尖锐的文化角色冲突的关注，带来了他所定义的新术语“博物馆矛盾重重”（the museum of spectacular contradiction）[27]。
近年来，博物馆数量上的飞速增长和面貌上难以预测的千变万化似乎将相关学者和评论家陷于两难的境地，因为虽然对博物馆持续不变的关注使得人们更加努力探索博物馆精确的文化意义，但是这些探索经常是一些主张和争论，很少是对博物馆进行精准的定义。在新的功能、新的社会作用、新的经济运作方式等因素的外来压力下，许多博物馆重生重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走向更加平民化的路线。在2006年美国鉴赏和评论家维多利亚·纽豪斯（Victoria Newhouse）出版的《迈向新式博物馆》（Towards a New Museum）的序言中，编者说她仅仅只观察和评估了其他人已研究和将要研究的博物馆建筑。[28]纽豪斯谦虚的声明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调研如此大量拥有不同概念和职能的新博物馆建筑的难处。由于“博物馆的矛盾重重”这一新观点给当前的学术界带来了挑战，所以类型学[29]作为一种较为可行的研究方式（typological exploration）被用来描绘这些林林总总的建筑。这也明显地反映在最近大多数的学术论文上面，这些文献都趋向于选择广阔视野下互不相同的宽范围的实际案例。诸如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Bilbao Guggenheim）或者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这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造成了媒体空前的关注，并且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纪实文献种类。这种文献关注博物馆建筑的设计和建造方法。(www.xing528.com)
本书将在接下来的正文论述中参照上述的方法，在阅读大量建筑实例的基础上，做出一些经验性总结，探讨博物馆如何通过基本陈列、专题展览、借助网络和各类大众传媒等手段，积极寻求历史记忆性文化题材与当前人们文化生活的对话，深入挖掘博物馆与公众之间交流互动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把博物馆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社会服务优势，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博物馆、参观博物馆、感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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