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博物馆建筑设计在城市进程中的作用

博物馆在文化意义层面上的捉摸不定造成了一个变化多端的研究环境，这个环境会导致各种不同观点的产生。就目前笔者收集的文献资料表明，博物馆的建筑意义主要集中表现在建筑物的象征性和对城市文脉的影响两个方面。

一方面，博物馆是一种需要社会鉴定和认可的城市建筑。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芒福德就宣称博物馆是城市典型的机构，“它是理想生活的特征，正如希腊城市的体育馆或中世纪城市的医院”。^[30]卡尔·弗里德里希·辛克尔（Karl Friedrich Von Schinkel）^[31]坚信建筑本身在这个认可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说：“在圆形大厅的中央放眼四周，可以使人乐于接纳别人的意见，和别人愉快地进行协调以及理解建筑真正的内涵。”^[32]这表明适宜的博物馆建筑空间的重要性。而最近强调博物馆作为一个独立的建筑的观点又日渐盛行。例如，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的维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Wexner Center of Visual Arts）在1989年开放，以及近年来在柏林的丹尼尔·里伯斯金德（Daniel Libeskind）的犹太人博物馆建筑，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赫佐格德穆隆（Herzog＆de Meuron）的泰特现代美术馆等等。辛克尔对博物馆象征性前景的努力也延伸到了博物馆应在城市中充当的角色问题，所以在他的格言中提到博物馆是天生“漂亮”的建筑，对城市来说，它是一个装饰品。^[33]

另一个方面，城市背景也强调了博物馆建筑不朽的地位。根据托尼·贝奈特（Tony Bennett Foucauldian）对于博物馆的解读，博物馆建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体现着“作秀与讲述”（“show and tell”）的功能。^[34]建筑的风格不仅似乎为了满足城市需要的象征性意义，而且还指出了城市的期望（aspiration），根据杜兰德（Durand）的说法，真正的大都市都拥有几座博物馆，其中一些拥有自然中的珍稀物品，其他的拥有杰出的艺术作品。^[35]如果用如此简单的相互关系定义城市的地位，那么在19世纪和20世纪激增的博物馆数量就是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的一个清晰信号。其中，这些博物馆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它们都涉足了文化领域。德国的博物馆岛（Museum Sinsel）位于流经柏林的施普雷河（Spree）的两个河湾之间，是位于河中央的市中之岛，被称为“博物馆岛”。它面积虽然不大，却是柏林最重要的文化资产聚集地，这里被设计成吸引人类最高精神的中心，而其他城市都不拥有这样的中心。博物馆岛曾被认为是柏林象征性的地理中心，在这里博物馆为科学和艺术提供神圣和安静的避难所。对比而言，慕尼黑在郊区的土地上建立了几个博物馆，其中格利普泰克美术馆［The Glypothek（Art Gallery），Munich，Bavaria，Germany，1890］变成了国王广场（Konigsplatz）的中心地区，这块广场是为了纪念1806年巴伐利亚君主政体的成立而建立的。

19世纪中叶以前，维也纳的激进分子也作出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他们将防御工事夷为平地来规划环城大道博物馆（Ringstrasse Museum），他们不仅用大量的空间做城市建筑，而且也使维也纳具有了大城市的一些特征。凯撒广场博物馆（Kaiserforum Museum）被构思成城市扩张的一部分。坐落于皇室宫殿附近，艺术历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和自然博物馆（Natürliches Museum）分别位于广场的两侧。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精心设计的博物馆确实反映了在19世纪城市的一种发展趋势，在这些城市中，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的建筑类型而且是处于主导地位。学者们经常讨论有关博物馆的话题，他们隐喻博物馆是艺术的大教堂，并像教堂一样反映出城市的基本现象。^[36]

20世纪以来，博物馆除了仍然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之外，它们还扮演了新的角色。1939年，菲利普·顾戴文（Philip L.Goodwin）和爱德华·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的作品现代美术馆（Museum of Modern Art，简称MOMA）诞生于纽约，它代表了现代博物馆的工程实践，开创了灵活的“白盒”（White box）的概念，体现了博物馆应当对艺术中立的观点，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博物馆是城市纪念碑的经典形象。同时从建筑学角度来说，MOMA也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博物馆在城市里只有单一的纪念功能的概念。1977年，蓬皮杜中心（Pompidou）的对外开放是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皮阿诺和罗杰斯构思了一种复合功能的文化中心，在这个中心中，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选择性地观赏艺术品。它的外在高技术体现了“文化工厂”的概念，它强调产生和积累的这一过程，而不是像游客乘坐自动扶梯时面对所有的展品一目了然时寂静的沉思。蓬皮杜中心快乐的元素反映了人们希望城市生动活泼和重新布置博物馆的期望。博物馆和城市之间虽然还是隶属关系，但是博物馆仍然还是城市的中心。詹克斯还曾经设想过后现代主义的博物馆：“假如经过创造性的组合，则不同的分区可能会提供互补的体验，从而消除博物馆疲乏症，这种建筑就会更好地成为城市的中心。”^[37](www.xing528.com)

近十几年来，博物馆也有从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恢复为原本作为建筑物的本质特征的趋向。从近期落成的中立的、没有象征意义的、单一功能的白盒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博物馆再次被构思成一个实体，这不仅体现在它的内容上，还体现在它对城市文脉的表现上。博物馆甚至被设计成雕塑的形态，就如蓝天组（Coop Himmelblau）的格罗宁根博物馆（Groningen Museum）和2007年刚刚对公众开放毁誉参半的阿克伦城艺术博物馆（Akron Art Museum），里伯斯金德在柏林和丹麦的犹太人博物馆以及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盖里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和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等作品。博物馆依旧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泰特现代美术馆帮助伦敦巩固了在欧洲的文化大都市的地位，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推动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完善。

还有对废弃工业建筑的重新利用以及定期举行世界博览会所建立的各国展馆构成了城市的“文化村”（“museumification”）。博物馆依次轮流对都市模式进行了复制，用赫佐格的话来说：“博物馆就像是缩小了的城市模型。”^[38]在那里，博物馆和社会的界限是相互流动的。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博物馆对城市作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博物馆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乌托邦的理想因素，而且还创造了一门新的科学，并且在确立城市地位上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说，或许有朝一日当我们像规划博物馆一样来规划我们的城市时，博物馆和城市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甚至消失。^[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