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境和地形的翻译-新博物馆学语境中的当代博物馆建筑设计

环境和地形作为建筑与自然无法分离的基本背景成为一个视角，建筑从外在形态出发，模拟自然形式或自然现象。福斯特将它视为与现代主义和场所精神都有所不同的，对建筑与场地关系的新理解——建筑与景观之外的第三种状态。^[33]

最为常见的方法是用与环境相似的拟态隐没自身来形成和谐。

例如皮阿诺设计的瑞士伯恩保罗·克勒博物馆（Paul Klee Museum，图4-213—图4-215），建造于瑞士的伯尔尼，这座位于伯尔尼市城东的美术馆受周围群山地形的启发，由三座波浪形起伏的钢结构展厅组成，是建筑与环境、热情与精准、大胆的结构与和谐的室内的完美结合。每座拱顶下都包含独立的功能空间，并在前方通过一座150米长的玻璃大厅连接，包括咖啡店、售票厅、商店和询问处等。建筑的中部是1 700平方米的永久性展厅，由悬挂的展板将其划分为一个连通的迷阵，其下方是临时展厅。北侧是会议和修复区，下方是儿童创作室，其后是一个地下报告厅。南侧是行政办公区、档案室和学术活动室，全部位于地面首层。4 200米长的钢龙骨由数控机床切割成型，由于每个剖面都有不同的形状，40千米长的接缝部位全部手工焊接。弧形在不同的角度微微倾斜，与屋面板和地板固定。

图4-213　保罗·克勒美术馆外观

图4-214　保罗·克勒美术馆外观

图4-215　美术馆剖面

或者通过模拟自然现象来与环境形成对比。安藤忠雄设计的海事博物馆，最重要的任务是反映阿拉伯辉煌的航海传统。他从阿布扎比的自然风景、地形地貌中撷取灵感，运用反光的表面，消除了海洋与陆地的视觉界线，宛如船只构造的内部空间，还设有漂浮的甲板引导来访的游客进入展览区域。“阿拉伯传统的三角帆船在内部空间中漂浮，让空间中各个对象彼此关联，最后结合至建筑物，形成整体感，创造一种紧密的视觉冲击”，安藤忠雄解释，“在地面层底下是作为接待大厅的第二个空间，并且设有一座庞大的水族馆，阿拉伯帆船会从水族馆上头漂浮而过，为观者带来截然不同的视野。”为强调海事博物馆简单强烈的线条，建筑周遭的环境设计处理成格状，成行成列的树木种植于基地前方，营造出绿洲边界的氛围，使游客从律动的城市进入博物馆这个相对安静、深思的空间的时候，有个情绪上的过渡。（图4-216、图4-217）

图4-216　海事博物馆外观

图4-217　海事博物馆剖面(www.xing528.com)

还有建筑通过结构上的持续反转，覆土表面或公共活动表面，在形态和功能上都与城市自然平滑地衔接起来，模糊了图底关系中原本清晰的边界，从而达到在城市连续统一体中隐身的目的。埃森曼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就以这种方式在城市中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图4-218—图4-220）在这座占地5英亩的纪念馆的基地上伫立了2 711根深灰色的混凝土柱子，从远处看形成了一个随地势起伏的矩阵。每个柱子大约3英尺宽，8英尺长，高度在15英尺以下不等，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混凝土方砖铺砌的3英尺宽的狭长通道。这些柱子在两个不同的角度倾斜0.5—2度，以保持其顶部高度的整体统一，最高部位在场地中央8英尺标高处。柱阵形成了强有力的动态性、可触性和视觉体验，使参观者有一种脱离尘世的感觉，同时也使阴森恐怖的大屠杀事件呈现出审美价值。展厅等置于地下，现浇的混凝土屋顶呼应了地形的起伏，横梁和肋的尺寸与柱子的长宽相符合。微微倾斜的平面和封闭的墙面与上部抽象开放的柱阵形成对比，暗示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

图4-218　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外观

图4-219　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鸟瞰

图4-220　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剖面

还有更多的地形建筑我们无法从外部形态或组织结构来评判，它们与环境相融合的方法是最直接的——通过路径渗透。不同的穿越场地的路径形成不同的空间体验和建筑形态，成为人和场所互动的直接媒介。如斯蒂芬·霍尔的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加建（图4-221、图4-222），采用灵活的多重流线，被建筑师自己命名为“根茎”式的路径，可以非常自由地进入路径连接系统。借助功能的灵活要求，用这样的秩序和地形化的景观屋面表达了一种开放的、非线性的博物馆秩序，融合了景观、都市和建筑，激发好奇心和探索发现的体验。再如比利时的赫鲁宁恩博物馆，建于公共花园中，从四面八方均可进入，博物馆成为一个类似蚕茧的公共领域。

图4-221　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瞰

图4-222　模型和概念草图

还有通过对地形和环境的解析与重构来创作的博物馆建筑。例如前文提及的埃森曼2007年新作加利西亚文化城，用形变法和墨卡托投影法，解构了加利西亚的古城和地貌。这个设计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它是解构的，同时加利西亚人看到的仍是熟悉的山形和城市肌理，它又是文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