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行省女真人的政治军事活动研究

蒙古汗国时期，东真遗民在朝鲜半岛北部较为活跃，在蒙古汗国征服高丽的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有元一代，元朝政府曾三次出兵东征日本，在前两次的征伐过程中均征调辽阳行省东部地区的女真人参战。

（一）东夏国灭亡后朝鲜半岛上东真遗民的政治活动

1．东真遗民对高丽扰边

东夏亡国后，蒙古汗国对东夏国遗民实行羁縻统治，这部分女真人继续活跃在朝鲜半岛上。据王国维考证：“《高丽史》多记东真即大真与高丽交涉事，自太宗癸巳（1233）以后，至世祖至元之末（1294），凡二十见。意万奴既擒之后，蒙古仍用之，以镇抚其地，其子孙承袭如藩国然，故尚有东真之称。”^[178]东夏人乘高丽国防御不备之机，不时进行寇边犯境活动，使高丽不堪其扰。在蒙古汗国征服高丽的过程中征调了很多东真兵与蒙古军协同作战。现将《高丽史》《高丽史节要》和韩国文集关于1233年以后东夏人在朝鲜半岛上的政治活动统计列表如下（见表3-1）。

表3-1　东夏国灭后朝鲜半岛东真遗民活动情况表

续表

从表3-1中不难看出，蒙古统治初期，东夏人的活动区域中心位于定州及和州，即今朝鲜半岛北部咸境南道的永兴和定平一带。据丁若镛《与犹堂全书》载，蒙古之初合兰府之地，“久为东真所侵，荒远不暇理也”^[179]，“咸州以北，自高宗初年陷于东真，即蒲鲜万奴。……东真侵寇之患，至高宗之末年”，高宗统治时期（1214—1260），屡屡为东真所扰。东真遗民在朝鲜半岛上的活动范围则逐步向南推移，进入高丽国境内，其活动范围由北至南包括了耀德（今朝鲜咸境南道永兴西一百二十里）、静边（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东六十里）、龙津镇（今朝鲜江原道德源东三十里）、溟城（今朝鲜江原道德源南四十里）、登州（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附近）、金刚城（今朝鲜江原道金刚）、杆城（今韩国江原道高城郡公岘津里以北的杆城）、高城（今韩国江原道东北部高城郡）、东州（今韩国江原道铁原）、东海（今韩国江原道东海市）、海平（今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一带。东夏人的活动中心南移至登州一带，并向南远达金刚城、高城一带，最远至东州和东海地区，即跨越了今朝鲜的咸境南道、江原道，以及韩国江原道的东南端，甚至远及今韩国庆尚北道中西部。

根据表3-1对活动于朝鲜半岛上的东真遗民人数进行统计，若文献中的百骑按一百人计算，1233—1287年共五十余年，活动于朝鲜半岛上的东真遗民的总数至少为6650人次，加之记载人数不详的部分，这一数字较为可观。从规模上看，东真兵一次入寇登州的人数就达三千余骑，似乎并非仅仅是为了掠夺财物和人口，更像是有组织的军事活动。这一阶段，东夏人的活动目的相较于东夏国时期有很大不同，东夏国时期东夏人的活动目的是迫使高丽听命于己，催促其纳贡；而这一时期，东夏人成为元朝属民，其活动目的转变为谋求占领高丽国领土以图自身发展。因此东夏人不断深入高丽国内，同时又服从蒙古调遣，协助蒙古军队对高丽作战，这在客观上为日后蒙古军队占领双城和铁岭一带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在蒙古汗国征服高丽过程中，东真遗民与蒙古军队协同作战，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如高丽高宗二十二年（1235）九月，东夏兵作为蒙古军队的先遣部队，进攻高丽的东北境，攻陷龙津镇，镇守溟城，并助蒙古军队于海平（今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将高丽的李裕贞的军队一举歼灭^[180]。东夏人又借路予蒙，为蒙古进军高丽提供方便，如高丽高宗四十年（1253）四月，因高丽无“出陆归款”之意，于是宪宗蒙哥汗“命皇弟松柱帅兵一万道东真国入东界”^[181]，即蒙古皇弟松柱亲统一万精兵，取道东夏国进入高丽东北界。在元朝东征日本的队伍中也有东真将士，如忠烈王七年（1281），元朝在筹备第二次东征日本之时，就曾派遣元帅哈伯那到朝鲜半岛东界对东夏国遗民进行征兵签发。朝鲜李朝中期文人李瀷在《星湖全集》中云：“金之衰，有东真国，皆可怕也。彼或垂亡，我将有妄挑强邻之议。”^[182]在当时高丽人看来，东真遗民勇猛善战，十分可怕。

在东夏国灭亡之初，高丽曾大力招诱东夏人。《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十八《密告女真汉儿文》^[183]记载，“密谂女真汉儿等官人，其每次所通事，一一知之。比来你每及回回，阿万等诸国人，厌随蒙古，投来我国者衮衮不绝。……方蒙古之伐东真也，率其属往其本屯。尽杀了留在男女，（东真）遂入石城自保。蒙古于癸巳甲午（1233—1234，高宗二十年—二十一年）年间，攻其城杀了底。……闻高丽入都水内地甚宽广，又善遇异国归降者，各给口分田地，使耕而食之，其居可乐也。欲于此时逃出归投，但难于出去，姑候其隙矣。”“我国与你每国，通好仅百年，而略无嫌隙。况自未入水内时，于每处置投化场，以处你每之投来者。各给以上田令耕垦，安生乐业。其若官人者，许通仕籍。”由“每次所通事”可知，高丽与东夏女真汉儿等官交际往来已久，高丽举例蒙古军曾屠城东真国之事，劝诱不堪蒙古驱使的东夏人投附高丽。高丽表示“今于水内亦尔”，现阶段虽迫于蒙古入侵的形势，迁都江华岛，但是以往安抚投附者的“政策”依旧，即“偕十人而来者，给廪食若干、金帛若干，偕百人而来者，加等三倍，次次而上，亦如之。非特赏赐如此，皆处以好地安之，慎勿疑也”。重赏之下，必有女真人投附到高丽。加之女真深受蒙军之害，其与高丽每次通事都言“久为蒙古驱逼，不堪其苦”，同时，双方上层又颇有往来，可想而知，有元一代，朝鲜半岛会有一些东夏人投附到高丽。如《高丽史》载，高宗三十四年（1247）三月，东真国千户向高丽下牒：“我国人逃入贵国五十余人可悉送还。”高丽回牒说：“自贵国至我疆，山长路险空旷无人，往来道绝。贵国妄称推究逃人，或称山猎越境横行，其于帝旨各安土着之意何如？自今无故越境一皆禁断。”^[184]东真千户下牒高丽，勒令其悉数归还逃入高丽疆域的东夏人口，却遭到了高丽方的拒绝，说明蒙古汗国时期曾有一定数量的东夏人流入高丽国境内。

元朝在高丽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之时，东真军队以及邻近的女真人经常闯入高丽国境内进行抢掠活动，对高丽边地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危害。1258年，高丽臣服于元朝后，开始就东真扰边一事向元廷提出诉求。元朝不得已出面调停双方关系，元朝要求东真停止抄寇高丽边境的活动，并刷还逃入东真地界的高丽人口。因而，中统三年（1262）六月，忽必烈“禁女直侵轶高丽国民，其使臣往还，官为护送”^[185]。至元二年（1265），又下诏令“禁登州、和州等处并女直人入高丽界剽掠”^[186]。忽必烈的禁令无疑缓解了高丽边民的部分灾难，作为条件，高丽必须“永为东藩”，履行国王亲朝、子弟入质等藩属国的“六事”。高丽国王王倎（后改名禃）即位并接受国王的册封后，次年即亲自入元廷觐见，其后又两次亲朝，世子王谌也多次入元廷拜谒元主。至元十一年（1285），元世祖应允王禃的请求，以幼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嫁给世子谌，通过政治联姻结成更为密切的“甥舅之好”^[187]。随着高丽履行藩属国义务，元廷开始对东夏遗民严加控制。《高丽史》载，忠烈王十一年（1285），“元断事官及辽东宣慰使遣使东真北面刷出本国（高丽）逋逃人口”^[188]。《高丽史节要》记载，忠烈王十二年（1286）八月，“遣副知密直司事金忻，往东真请刷流民”^[189]，即元廷连续两年派遣官员前往东真地区推刷高丽流民。从统计表（表3-1）中也可看出，此后未见有东真寇边高丽的活动出现。与东夏遗民相关的最晚一条记载是高丽忠烈王十三年（1287），“东真骨鬼国万户帖木儿，领蛮军一千人罢戍还元”^[190]，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不再有“东真”“东夏”之名见于史籍。

2．女真地区的高丽流民推刷问题

元朝合兰府、双城总管府辖区内不仅居住着女真人，而且由于他们的活动区域与高丽毗邻，这一地区不仅有归附元朝的高丽人迁入，还不断有大批高丽流民私自潜入。如前所述，1258年蒙古兵入侵时主动投附元朝的高丽人赵晖、卓青就曾在女真人的聚居区担任元朝的地方官员。由于地理位置邻近，许多高丽人出于种种原因私自潜入女真人的聚居区，高丽国在获得元廷允许的情况下，或由元廷遣官，或是高丽自行派出官员前往女真人生活的双城及其北部的东夏遗民区域推刷高丽流民。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忠烈王十年（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春正月，“癸丑，咸平宣慰使奉中书户部牒来推刷本国（高丽）人口逃入双城者。王亦尝遣魏文恺、金位良推刷甚详，双城人赂以马，位良不受而还，王闻而嘉之赐马二匹”^[191]。忠烈王还奖赏了高丽派往女真双城地区进行推刷的官员金位良，因其拒绝了双城人的贿赂。忠烈王十一年（1285），“元断事官及辽东宣慰使遣使东真北面刷出本国（高丽）逋逃人口”^[192]。忠烈王十二年（1286），秋七月，“齐安公淑等还自元，帝诏推刷双城流民”，八月，高丽“遣副知密直司事金忻往东真推刷流民”^[193]。忠惠王元年（元大德五年，1301）三月庚寅，高丽送国书于元廷，向元廷奏请刷还流入女真等地的高丽人口，高丽“以五道人民流入双城、女真、辽阳、沈阳等处，表请刷还曰：‘本国以此累次差官前去辽阳、沈阳等处，欲行分拣。所在官司滥称军户，或称农氓，沮遏不刷者久矣！而又比年间本国州县当役人民并官寺私奴婢人口逃往辽阳、沈阳、双城、女真等处，影避差役，散漫住坐。虽或差人前去将欲推刷，所辖官司并头目人擅自挟带，当栏不与，甚为未便’。”^[194]据此可知，长久以来，一直有高丽的当役人民或奴婢人口逃亡至双城、女真等地，高丽也一直向元朝提出归还人口的要求，然而屡屡受阻。也就是说，大德五年（1301）前就有部分高丽百姓逃入双城、女真等地定居。然而在高丽推刷双城、女真等地流民后，高丽人口逃入女真等地的情况似乎并未好转，因为忠穆王三年（1347），仍有高丽推刷双城人口的记载，“以同知密直司事全允臧为交州道都巡问使，令检括双城人口”^[195]。

十三世纪后半期到十四世纪中叶，在元朝和高丽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大批高丽百姓破产，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贫民因纳税而鬻子”^[196]。又有一些地方因倭寇入侵，导致“失业民多饿死”^[197]。高丽百姓为求生存不断越界进入邻近的女真人居住地。由于诸多高丽百姓流入元统区和女真地，高丽人口大量流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的缺失。因此，高丽政府不得不在国内反复进行“田民辨正”和“安辑”^[198]等工作，并多次向元廷要求刷还其民。十四世纪后半期，随着元朝势衰，一部分高丽人返回高丽，而大部分人仍留居在女真地区。他们的子孙后代与女真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www.xing528.com)

（二）辽阳行省东部女真人参与东征日本的军事行动

元代曾两次东征日本，皆征调女真人充军。第一次征调了约七千女真兵参战，第二次参战的女真人数虽然不详，但元廷征兵范围包括东夏国遗民及开元、合兰、双城等诸万户、千户下的女真人。

1．参与第一次东征日本的女真人

元世祖南下灭宋后，又帮助高丽镇压了其国内的三别抄^[199]起义，接着意图招降日本。早在1268年，元朝曾六次遣使谋求“通问结好、以相亲睦”^[200]，但始终遭到日本方面的坚决拒绝，于是元世祖决意兴师东征日本。高丽忠烈王时期，文臣李齐贤在《益斋乱稿》中记载：“先是帝赐日本国王书，谕以入朝，又遣赵良弼为宣抚使以往，竟不得其要领。及王即位，帝以金方庆讨珍岛（位于今韩国全罗南道）、耽罗（即今韩国济州道所在济州岛）”^[201]，指出元朝东征日本的直接原因系日本多次拒绝入元朝觐见，待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便派兵遣将对其进行征伐。元朝第一次“征东”又称“文永之役”^[202]，有关元朝第一次征东的人数和士卒构成，史籍中主要有如下记载：

《元史》卷208《日本传》：“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忽敦）、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203]

《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日本》：“至元十年（1273），忻都、洪茶邱以两万五千人征之（日本）。”^[204]

《高丽史》卷28《忠烈王世家一》：元宗十五年（1274，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己巳，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等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船九百馀艘征日本。十一月，己亥东征师还合浦，遣同知枢密院事张镒劳之，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馀人”^[205]。

《高丽史》卷104《金方庆传》：元宗十五年（1274），“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留合浦以待女真军。女真后期，乃发船。入对马岛（今日本长崎县对马市）击杀甚众，至一岐岛（今日本北九州岛壹岐市）倭兵陈于岸上”^[206]。

《元史》卷154《郑温传》：“（至正）九年（实为‘十年’之误^[207]），诏温统蒙古、汉人、女真、高丽诸部军万人，渡海征耽罗，平之。”^[208]

《元史》卷152《刘通传》：“至元十年（1273），迁（刘复亨）征东左副都元帅，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本，与倭兵十万遇，战败之。”^[209]

《高丽史》卷28《忠烈王世家一》：至元十一年（1274），“八月，己酉元遣日本征讨都元帅忽敦，来令加发京军四百五十八人”^[210]。

以上诸史料记载元世祖至正十一年（1274）^[211]，元朝以高丽为据点发动了第一次征伐日本的战争。元廷根据作战需要成立了征东都元帅府（又名东征都元帅府）^[212]。元朝参与作战的军队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元朝在高丽的屯田军^[213]，一是元朝从内地抽调的军队，“蒙古、汉人、女真、高丽诸部军万人”^[214]。据《元史》卷152《刘通传》记载，此次参战的总兵力为四万人。但日本学者池内宏据《元史》卷208《日本传》的记载，认为第一次东征士卒共计两万人，其中蒙、汉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五千人^[215]。王颋则据《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的记载，认为“文永之役”进攻方的兵力实为三万三千，其中蒙、汉军两万五千人，高丽军八千人^[216]。两位学者虽对参战军队人数意见不一，但皆认为此次参战的士卒是由蒙军、汉军和高丽军构成的。笔者认为应以王颋关于参战军队数量的看法为是，苏天爵所辑《元文类》收录的《经世大典·序录》，是研究《元史》诸《志》史源的唯一的参校文献，也是《元史》列传的主要材料来源^[217]。同时还可与《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和《高丽史·金方庆传》中所载“蒙、汉军二万五千”进行互证，加之“我军（高丽军）八千”，那么蒙军、汉军及高丽军士卒总人数共计为三万三千。但作战军队的构成不仅仅是蒙、汉、高丽军，据《高丽史·金方庆传》和《元史·郑温传》的记载，还应包括延迟后至的女真军，元朝军队留在合浦（今韩国全罗北道边山及全罗南道天冠山^[218]），等待延期未到的女真军，待女真军到达后，由蒙军、汉军、女真军和高丽军组成的“联军”才开船出发。元朝派出的总兵力为四万，其中蒙军、汉军和高丽军的总数为三万三千，女真军的人数当为七千人余人，几乎与高丽所派兵力不相上下，约占总兵力的17．5%。可见，女真人是元朝第一次东征日本派出兵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联军”首次东征，就遇到了恶劣天气，暴风大作，军舰多触礁而沉，元军丧师而还，未归者近“万三千五百馀人”，兵力折损达1／3。忠烈王十三年（1287），“东真骨鬼国万户帖木儿，领蛮军一千人罢戍还元”^[219]，这部分女真人是否在东征日本后被元朝留戍合浦，也未可知，但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2．参与第二次东征日本的女真人

第一次征东失败后，元朝两度遣使赴日，但日本将元使斩杀。于是至元十八年（1281），元朝第二次“征东”日本，又称“弘安之役”^[220]。此次元朝发动对日作战的军队由两路军组成，一路是以汉、女真军为主的“东路军”，另一路是以收编南宋军为主的“江南军”。元朝派出的兵力共计十四万，“东路军四万、江南军十万”^[221]。《元史·洪俊奇传》载，至元十八年（1281）“（洪茶丘）与右丞欣都（忻都）将舟师四万，由高丽金州（今朝鲜庆州）、合浦以进，时右丞范文虎等将兵十万，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定海（今浙江镇海）等处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户等岛合兵登岸”^[222]。《皇元故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君墓碑铭》也记载了元朝征调新附军征伐日本一事，至元十八年（1281），张成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日本的战争，因立战功，敕授予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223]。

此次远征日本，元廷再次征调了女真人。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忠烈王七年（1281）二月，元朝统治者为积极筹备战争，曾对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进行征兵签军，时任元朝统帅的“哈伯那如东界阅东真军”^[224]，又《高丽史·地理志》称“公险以南、三陟以北，通谓之东界”^[225]，可知这里的东界指的是高丽政权自图们江以南、朝鲜半岛东部沿海，直到今韩国江原道三陟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置，东夏人则是东夏国灭亡后高丽对仍居于这一地区女真人的称呼，这一地区的女真人被元政府征入军队，作为对日作战军队的一部分。元廷除了征兵签发朝鲜半岛东界东夏国遗民外，还对开元、合兰、双城等路诸万户、千户下的女真人进行签军。《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七年（1280）十月，遣使括开元等路军三千征日本。”^[226]《新元史》亦对此事有所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九月，遣也速达儿、崔仁著以水达达之在开元、北京、辽阳者移置东宁府，以赴征日本之役。十月，遣使括开元等路兵三千人从行”^[227]。又据《朝鲜太祖实录》所载，“至元十八年（1281）辛巳，世祖征日本，天下兵船会于合浦。冀祖（李椿）蒙上司文字将本所（斡东千户，开元路南京万府女真千户首领）人户签拨军人，与双城总管府、三撒千户（开元路合兰府女真千户首领）、蒙古大塔失等赴征”^[228]。尽管这次女真军队的数量无载，但征调范围较为广泛，据此推测，征兵数量当超过第一次东征日本的女真军队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