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八日一早，传来一个消息：“谷书堂先生昨天晚上去世了。”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此前并没有听到有关谷先生患病的消息。但是，的确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谷先生了。
我和谷先生面对面的交谈只有两次。那是在二〇〇三年，我在《天津财税》做编辑部主任。在年初改版的时候，我提议开设一个“经济学人访谈录”的栏目，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我们分别采访了财政学家王亘坚教授、发展经济学家杨敬年教授、《资本论》研究专家魏埙教授，之后，就是政治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由此，也便有了和谷先生的第一次会面。
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大约十点钟，我和一位同事如约来到谷先生的家。谷先生在客厅内迎候我们，只见他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没有客套，更没有表示出热情。看来，他不欢迎记者的采访，也许，他不胜其烦，也许，他曾经上过记者的当，因此对记者没有好感。他冷冷地看着我们，坐在沙发里一言不发，等着我们的提问。对于如此严肃的被采访者，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竟有些不知所措，本来准备好的一些问题也乱了顺序。好在我们很有诚意，也没有给他提任何要求，因此采访进行得还算顺利。谷先生谈了很多平时在文章中没有提到的话和一些史实，很是珍贵。由于在交谈中引发了谷先生几个感兴趣的话题，他的谈话也逐渐变得轻松随意起来。谷先生似乎对我们也产生了好感，主动从书房中拿出两本书送给我们每人一册，这本书的书名是《一个经济学人的足迹——谷书堂教授学术生涯纵横谈》，是一九九八年七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上署了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学群”，我问谷先生：“‘学群’是谁？”谷先生笑了笑说：“就是‘一群学生’的意思！”我们请谷先生签名，谷先生翻开扉页，一挥而就写下了“刘运峰先生：谷书堂2003.1.23”，字迹挺拔刚劲，颇有骨力。
谷书堂先生题字
采访之后不久，就是过春节，之后是参加出国前的培训，紧接着就是“非典”的爆发，一时人心惶惶，很难静下心来做事。待到一切恢复常态，又急着编发其他的稿子，直到九月初，才把采访谷先生的稿子写完。九月八日那天，我们带着访谈稿再次来到谷先生家中请他过目。谷先生看得很细，改动了几处时间上的差错，随手做了一些文字上的调整，说：“可以，就这样发吧！”
那次来谷先生家，我特意带了几本谷先生的著作。第一次访谈后，我就比较留心搜集谷先生的书，而且那时也有心搞经济学的研究，谷先生的著作很有参考价值。我把那几本书拿出来，对谷先生说：“想请您签个名。”谷先生很痛快地说：“可以。”我说：“您最好写句话。”谷先生回答：“好！”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书上，谷先生这样写道：“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萌发与体制转换》一书上，谷先生写了这样一句话：“事物变化是永恒的，不变和停顿是暂时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上，谷先生题写了“刘运峰同志共勉：学然后知不足。”末尾均署“谷书堂 2003.9.8”。这几句话，既是谷先生信奉和实践的准则，也是对年轻人的勉励，可谓言简意赅，语重心长。(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书影
对谷先生的访谈，题为《以实事求是为灵魂的经济学家——记谷书堂教授》，发表在《天津财税》二〇〇三年第十期。刊物一出版，我们就在第一时间给谷先生寄去了几本样刊。过了几天，我给谷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问刊物收到没有，谷先生说：“收到了，很好，谢谢你们！”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显然，他不喜欢也不习惯太多的客套，他有许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和人闲聊。
后来，随着工作的变动，环境的改变，我和经济学渐行渐远，也就没有再和谷先生联系。回到母校任教后，也没有机会见到谷先生，有时翻看过去的照片和自己写的访谈，会不时想到谷先生，也曾想去拜访他，但一想到他不喜欢热闹，不希望别人打扰，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谷先生著述丰厚，桃李满天下，以九十一岁高龄遽归道山，可谓功德圆满，但他的离去，依然令人感到遗憾，我保存的留有谷先生手泽的签名本，也就成为永久的纪念。
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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