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八月，郑天挺先生在为“中国史学名著选”撰写的前言中说：“本书先编选《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六种选本，分册印行。”
这套书，我先后买到了其中的五种，而且价格都很便宜，有的还不到一元钱。唯独《史记选》一书，我却始终没有见到过。那时信息闭塞，加之并非行内之人，因此便认为这本书根本就没有出版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拿王伯祥先生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选》和其余五个选本并排放在一起，算是合为“全璧”。
二〇一〇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来新夏谈书》一书。在中国私家藏书论坛上，我得到了一本赠书。我随手翻阅，竟发现了《史记选》的书影。没错！正是“中国史学名著选”那种，其封面设计与其他五种完全相同。原来，这本书已经出版过了，只是自己孤陋寡闻，没有见过而已。
我非常兴奋，马上登陆孔夫子旧书网，输入“史记选”三个字，页面上显示的，大多是王伯祥先生选注的那一种，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本子。我改变方式，输入“中国史学名著选”，页面上所显示的也多是我所收藏的那五种，依然没有发现这本《史记选》。
我耐着性子，一页一页地浏览着。终于，发现了《史记选》的踪影，转让者为齐齐哈尔的一位书友，我生怕错过机会，也不管品相好坏，定价高低，迫不及待地下了订单。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的时间，书寄来了，我急不可耐地打开纸包，果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与其他五种配套的《史记选》。这本书的右上角受过潮，有一些霉斑，由于转让者用湿布擦拭过，书脊上的书名有些模糊。这本书的原收藏单位是齐齐哈尔市财政职工中专学校图书馆，似乎从未有人借阅过，要不是有些受潮，完全可以称得上全新。
看版权页，这本《史记选》是一九九〇年二月出版的，当时只印了两千五百册，一九九九年二月又印了第二版，也仅有二千册，两者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五千册，难怪不容易见到。
昨天上午，我去给来新夏先生拜年，顺便带上这本《史记选》请作为主编的来先生签名题字。来先生拿过书，很仔细地看了我写在衬页上的得书经过，笑着说：“这本书出版太曲折了。本来，这本书是郑天挺先生委托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老先生主编的，但未及完成，这位老先生就去世了，于是又找了山大的另一位先生继续这项工作。没想到，这位先生刚接手不久也去世了。山东大学的一些先生认为此事‘不祥’，谁也不愿冒此‘风险’，纷纷婉拒。无奈，山东大学只好把书稿退给了郑先生。郑先生找到我，希望我能够承担下来。本来，我也不想做这件事，但郑先生是我的前辈，又是系主任，我无法拒绝，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www.xing528.com)
来先生素以勤勉高效著称，他带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几位青年教师争分夺秒，很快完成了编选、注释工作。
书稿拿到了中华书局。起初，担任责任编辑的是一位女士，她是一位官员的夫人，没怎么拿这本书当回事，放在抽屉里一页没看。一年之后，这位女士离开了中华书局，回家做全职太太去了，书稿转给了另一位编辑。
那位编辑很有水平，审稿、加工的效率很高，但不巧的是，当编辑工作即将告竣之时，由于中华书局内部的人事纠葛，那位编辑离开了中华书局，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史记选》的编辑工作再度停了下来。
《史记选》书影
又过了两年多的时间，那位编辑重新回到中华书局，《史记选》的编辑工作才得以最后完成，书也很快就发排出版了。
从提交书稿到见到样书，前后经历了六年多的时间。遗憾的是，郑天挺先生已经去世了，尽管封面上依然印着“郑天挺主编”的字样，但郑先生却没有见到这部书的出版，每念及此，来先生都不胜唏嘘。
201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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