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定参觜顺序与保守人士的反弹

我国自古将周天二十八宿分属四方，其中东方称为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北方为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为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为朱鸟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每一方位所辖的七宿从右到左依序分别对应于木、金、土、日、月、火、水等七政，又二十八宿亦各与一灵禽相配，如称觜火猴或参水猿，即指觜宿所对应的七政为火，灵禽为猴，参宿所对应的七政为水，灵禽为猿。

术家并将全天均分成十二宫，以十二支命名，其中子、午、卯、酉称为四正宫，寅、申、巳、亥为四孟宫，辰、戌、丑、未为四季宫。每宫各取一宿为主宿，因“仲者，中也，正也；孟居左；季居右”，故四正宫主宿即取七政属日（各位于四方之中）的星宿，四孟宫主宿即取七政中属火（各位于四方之左）的星宿，四季宫主宿即取七政中属金（各位于四方之右）的星宿。如此所求得的十二宫主宿为虚、牛、尾、房、亢、翼、星、鬼、觜、昴、娄、室，而其所对应的灵禽，则被称为十二生肖。^[45]

在中国古代官方颁行的历书中，除记载各年出生之人的生肖外，更在铺注每日行事宜忌的部分，将各日分别依序配以二十八宿名（称为星宿值日或值宿）。此因当时社会上普遍相信每日值宿可以用来断定是日的行事吉凶，且认为人一生的命运亦可以从其出生日的值宿推判，如称：

觜，大恶日、万事凶，此日出生之人一生不得福禄，愿望难成，事事若谨慎、正直而行善者，反为得福。参，婚礼、旅行、求财、养子、立门吉，裁衣、葬仪凶，此日出生之人一生能保福禄、长寿，万事称心如意，若矫必破败。^[46]

而流行于术家间的许多命相法，更是藉“禽官性情、喜好、吞啖、进退、取化之理”以推验行事吉凶。^[47]

由于二十八宿在术数学中的应用颇广，且觜、参的吉凶意义常有极大出入，故更调觜、参两宿次序一事，在当时遂引起相当大的反弹。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回族天文家吴明炫疏言新法有误，其中即提及颠倒觜参一事。^[48]又为南怀仁讥为“算命看风水之徒”的杨光先^[49]，在顺治十六年五月所著的《摘谬论》中，亦强烈批评新法误将“参水猿”置于“觜火猴”之前，他以为如此不仅将导致“水火颠倒”，且十二生肖中的“猴”亦将因此变成“猿”，杨氏曰：

使参果当在先，则《时宪历》凡遇申年当言属猿，今历书丙申年仍云属猴（按：指顺治十三年），何其自说而不自相照应也！^[50]

经查台北“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十五年时宪历》中所记，当时由天主教天文家所编制的历书中确仍依往例定丙申年的生肖属猴。

杨光先在攻击新法将觜、参次序对调时，尝论及历代所定此二宿距星，称：

新法见参宿之北西右肩星在前，觜三星在参右肩之后，遂更调之……汉历以觜之下西星为距星，参中三星之中星为距星，故觜在前，占一度。唐、宋历以觜之上星为距星，参中三星之中星为距星，故觜在前，占半度。明因元郭守敬之《授时历》以觜之上星为距星，参中三星之西星为距星，故觜宿亦在前，仅占五分。今新法仅以参之北西右肩星为距星，故以参宿在前，觜宿在后。^[51]

由此一叙述可推知杨光先根本不了解岁差乃是历代宿度改变的主因，他径自认定数组不同的距星，以试图曲解文献中不同的观测值，并诬指新法是因以参右肩作距而主张参前觜后的。^[52]

吴明炫身为顺治初钦天监中回族科的负责人，他当时对汤若望的攻击均集中在天文历法方面，其行为或主要是为回族天文家屡遭若望等排挤，并终致回族科遭裁撤的一个单纯反击。^[53]至于杨光先则是利用觜、参顺序一事抨击西法，以作为其一连串排斥西人、西教举动的诉求重点之一。他们均不思可否将传统“觜火猴”及“参水猿”的说法稍加更动（如改成“参火猴”及“觜水猿”），以符合实际的天象，仅一味利用此事作为打击对方的工具。

而徐光启等天主教天文家当时亦很可以与支持术数的保守人士妥协，重新选取参宿距星以保持觜前参后的传统，但或为宣传上能较为突显，且教会亦将中土流行的术数视作异端，故终于选择将此事作为验证中、西法优劣的重要样板之一，希望以其先进的天文知识做后盾，藉着双方的激辩为亟待开展的传教活动开创一新的转机。

天主教天文家虽左右了顺治朝的钦天监，但康熙初却终因为荣亲王择葬期等事，受到以杨光先为首的保守分子的痛击，奉教人士因此一“历狱”广受牵连。^[54]而杨氏在康熙三年七月上《请诛邪教状》控诉汤若望等时，即将“私将觜参二宿改调前后”作为抨击的内容之一。^[55](www.xing528.com)

康熙四年九月，杨光先奉旨掌理钦天监监务^[56]，因当时已完成康熙五年历书的制定，故杨氏从康熙六年的历书起，开始复行传统觜前参后的次序。康熙七年八月，因钦天监所用的《大统历》与天行不合，故奉旨将康熙八年的历日交吴明烜（吴明炫因避讳而改名）以《回回历》推算。^[57]十一月，圣祖遣四学士到寓传旨，问南怀仁对此历的意见，南怀仁因而胪列历中与天不合之处，其中觜、参两宿的顺序又再度被提及：

本月因参、觜二宿颠倒，则木、火、金、水等星，因先入觜，后入参，为之错乱。参、觜颠倒，有顺治十四年原辩已明存证。^[58]康熙八年，南怀仁替“历狱”翻案后，西法复行，故官历自康熙十年起，又将参宿的次序订在觜宿之前。^[59]

新法“参前觜后”的主张在“历狱”之后的康熙朝一直未受到挑战，此或因康熙本人相当欣赏并熟习西方的天算^[60]，且对阴阳选择术又十分反感的缘故。^[61]康熙二十八年，帝幸观星台时，更尝考问大学士李光地为何“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光地以未知其理回奏，圣祖告曰：“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此足信今历之不误矣。”^[62]因知参前觜后一事在康熙心目中显然相当重要，被视成西法正确的一大证据。

一直到了乾隆朝，主张“觜前参后”的人士，始又重整旗鼓，尝试翻案。乾隆四年，钦天监监正进爱因“阴阳选择书籍繁多，彼此参差”，故上奏请旨重修《选择通书》及《万年书》，奉旨由当时负责“增修时宪算书馆”的庄亲王允禄担任此事的总裁，并由梅瑴成、何国宗以及各相关的监员协助考订，乾隆五年八月修成《钦定协纪辨方书》一书。允禄等在编修的过程中曾开列二十八条建议应删应改之处，其一即主张将参、觜的顺序依古法还原，其理由为：

二十八宿次宿，《星经》《天官书》原系觜宿在前，参宿在后，选择家以酉日值觜宿，为伏断日，星命家二十八宿分配七政，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为序，觜宿属火，参属水，皆依古宿次舍而定者也。《新法算书》以参宿前一星为距星，参在前，觜在后，则觜宿与酉日不得相值，星命家以为水火颠倒，查宿之距星惟人所指，与算法疏密全无关碍。但乾隆五年七月，大学士鄂尔泰等奉旨定议，认为既然“距星惟人所指，与算法疏密全无关碍”，故今亦不必更改。^[63]此一决定为殷切期盼改回觜前参后的术家及其支持者浇了一盆冷水。

乾隆九年十一月，钦天监监正戴进贤（lgnatius Kögler，1680—1746）等因先前所测的恒星坐标与新测值尚多不合，且星的次第亦多不顺序，故奏请增修南怀仁《灵台仪象志》中的《恒星经纬度表》，允禄、鄂尔泰、张照、何国宗、刘松龄、鲍友管等大臣奉旨率监员详加测算。藉着这次重新调整恒星次第的机会，允禄等即再度建议将参、觜顺序回归古法。他们并专为此事上奏，其所标举的理由仍不出杨光先《摘谬论》或允禄等《钦定协纪辨方书·奏议》中的内容。

允禄等或不明岁差的道理，遂强将“参前觜后”视成奉教天文家蓄意造成的错误，如在《钦定协纪辨方书·奏议》中即诡称传统是以参中星（应即猎户座ε星）为参宿距星，故自然为“觜前参后”，并称康熙年间所用的《新法算书》中因改以“参西第一星”作距，始造成“参前觜后”。事实上，《新法算书》中所用的参宿距星才真正是遵依古法，允禄等与杨光先均是为达到一己的目的而歪曲历代所取用的距星。^[64]稍后在《钦定仪象考成·奏议》中，允禄等更修改先前的说法，捏称古法是以“参宿中三星之东一星”为距星^[65]，为稍后提议选用猎户座ζ星为参宿距星一事铺路。

西洋教士戴进贤在乾隆时虽为钦天监监正，但他并未拥有如汤若望或南怀仁等传教先辈在官僚体系或知识分子间的深厚影响力，尤其“康熙历狱”之后，耶稣会士虽重获钦天监的领导权，但其宣教活动却开始受到刻意的压制，此后入华的会士们仅能凭藉其科技、医药或绘画等方面的能力，个别在内廷为清政府服务。^[66]况且当初天主教天文家强调“参前觜后”的时代意义多已消失，故在修定《钦定仪象考成》时，反对改调参觜次序一事的声音或力量可能并不太大。^[67]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经大学士傅恒会同九卿议奏后称：

《时宪书》之值宿虽与《七政书》算法全无关碍，而《七政书》乃《时宪书》之所从出，其铺注列宿次第，未便与推算之星度互异，应如所奏请，以乾隆十九年为始，《时宪书》之值宿依古改正，仍以觜前参后铺注，觜参之前后，既经顺序改正，与《恒星经纬度表》相合，则二十八宿分列四方，星家以七宿分配七政，皆木、金、土、日、月、火、水为序者，西方七宿亦火前水后，与三方之序吻合矣。^[68]

十六日，终奉谕旨在新修的《钦定仪象考成》中改用“参中三星之东一星（即猎户座ζ星）”为参宿距星，但仍维持西法以觜宿中上星作距的用法^[69]，并决定自乾隆十九年的《七政书》及《时宪书》起，依此一规定推算或铺注^[70]。觜前参后的传统在几经波折之下，终于为满足术家的热切要求而又告恢复。表三中列出明末以来文献中所记觜、参两宿的宿度值以及两宿的先后顺序，可清楚地看出其随时代的变化。

表三　明末以后文献中所记觜、参两宿的宿度值

*赤道宿度在黄道上投影所截取的黄经差，称之为黄道宿度。
②〔清〕王锡阐：《晓庵新法》卷2，《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页。
③《灵台仪象志》卷1 2，第2 1页。
④〔清〕梅文鼎：《历算全书》卷19，《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35页。
⑤《御制历象考成表》卷14，第12—13页。
⑥《历算全书》卷1 9，第3 4—3 5页。
⑦《钦定仪象考成》卷7，第19—20页及卷8，第3页。
⑧《钦定仪象考成续编》卷9至卷1 0。
⑨《钦定大清会典图》卷11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光绪二十五年刻本，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