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秦汉简牍：数量第一，质量优，学术价值高

甘肃素有汉简之乡的美称。从1907 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最先发现敦煌汉简，至20 世纪末，全国各地共出土简牍29 万余枚件，其中战国简2.3万余枚，秦简3.3 万余枚，汉简13 万余枚（其中骨签6 万余枚），三国简10万余枚，晋简1782 枚，唐代木牍469 枚，西夏木牍6 枚。先后在甘肃敦煌、居延、武威、甘谷、玉门、天水、武都、永昌、高台等地发现简牍40余次，发掘和采集的秦简460 枚，汉简6.1 万余枚，还有晋、唐和西夏简牍。其中的秦汉简牍不仅数量为全国第一，而且质量好，字迹清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形成了甘肃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

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 年，在天水市麦积区党川乡放马滩1 号墓里出土了秦木板地图及460 枚秦代竹简。放马滩墓地的时代，上限至战国晚期，下限在秦始皇三十年以前或稍早。简的内容一是《日书》，又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共73枚，分为《月建》《建除》《亡者》《人月吉凶》《男女日》《择行日》《生子》《禁忌》等八章，总括了与人事相关的一切活动，是研究秦时期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乙种，共379枚简，20多篇，其中7篇与甲种的内容完全相同外，大部分是通过占卜而决定门、日、月、播种、为官、二十八宿、律书、医巫、占卦及各种活动的方法。二是纪年文书《墓主记》，共8枚，叙述一位名叫丹的人因伤人被处死，但三年后又复生的事情，同时追述了丹过去的简历和不死的原因。四块木板的正反两面绘有7幅地图，所绘为秦邽县一带的城邑、亭里、山水、关隘、道路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用地图，在中外地图学史与科技史上，都有重要价值和作用。

敦煌汉简 包括敦煌地区发现的简牍和悬泉的邮驿简。敦煌汉简是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在疏勒河流域先后发掘的，共5353枚，主要是边塞军屯文档的残存。其种类有诏书、奏书、官府文书和种类繁多的屯戍簿籍，还有律令及司法文书，邮驿通讯记录和有关文书，以及一些涉及文化教育、日常用书、医药方技、日历的文献。这些文献，反映了敦煌的历史，对研究两汉西北防御史和与西域的关系也有重大价值。悬泉3.5万余枚简牍的出土，使人们对两汉邮驿设施的职能、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管理制度等有了较多的认识，更是汉代丝绸之路东段历史的最重要见证。

居延汉简 包括出土于甘肃省金塔县大湾、地湾、金关等地与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等地的汉代简牍，共3.3万枚左右。居延汉简大都是边郡屯戍活动的军事文书，也有地方行政文书和与之发生过关系的各种文字文献。在政治方面，记载有汉代的养老制度和与之有关的抚恤制度，并补充了正史所不曾记载的史实，即汉代刺史的“定镇”问题和自昭帝至新莽时以布帛充俸的实例。经济方面，大量记载了有关农垦屯田及很多汉代经济制度的内容。军事方面，主要有居延地区的军事防御组织及其统辖机关；边塞戍卒的来源与待遇；戍卒的训练和生活情况；士兵的装备情况；邮驿制度；军籍者出入所用的符与传棨繻；簿籍的种类、名称、用途和使用范围等；烽火制度等。科技文化方面，有九九表，居延纪年简，关于社的活动、发展及质变，关于病历、医方和医疗制度，五夜与杂占的记载；《晏子春秋》和《仓颉篇》残篇等。

武威汉简 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简牍，共5批615枚。内容主要包括儒家经典《仪礼》、养老尊老法律文书《王杖诏书令》、临床处方等，是研究汉代文化、法律、医药、民俗等的原始资料。(www.xing528.com)

永昌汉简 2008 年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子汉墓出土1400 余枚汉简，其中较为完整者700多枚，主要内容是七言本《仓颉篇》和《日书》。

甘谷汉简 1971 年12 月甘谷县渭阳乡十字道村刘家屲坪古墓清理获得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品110余件，汉简23枚，简文现存964字，为延熹元年（158）下发的诏书及其行文。

武都汉简 2000 年武都琵琶乡赵坪村发掘出汉简12 枚。系延熹元年（158）十二月十三日汉阳郡太守转发给所属县、乡的诏书律令及奉行诏令的敕命文书。内容是宗正府卿关于地方各级政府不执行优待皇家宗室政策的事例给皇帝的奏折，要求继续推行优待皇室政策。

在甘肃发现的秦汉简牍，是当时社会各种活动的原始记录，涉及范围广泛，大大弥补了正史之不足，不仅对研究甘肃史、秦汉史、丝绸之路史有重大价值，而且对研究汉代边防、军事、法制、对外关系、政治制度、科技文化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