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业开发：历史背景与重要成果

元代时，今甘肃的经济是畜牧业与农业并重。进入明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在今甘肃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明朝今甘肃农业开发主要表现在屯田带动下的耕地面积扩大；农业人口大幅增长；新的农作物品种大量引进；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改进等方面。

（一）明朝甘肃的屯田

明朝今甘肃的屯田主要有三种形式：军屯、民屯及商屯。

军屯 明定鼎后，驻扎在今甘肃境内的10 余万军队若靠国家供养，势必给朝廷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在明初经济极其凋敝的情况下更是不可能。河西地区孤悬“天末”，粮饷转运极为困难，所以军队屯垦以自给乃势在必行。明初今甘肃耕地面积的扩大主要得力于军垦。明代今甘肃军屯大体以兰州为界，分为河西与河东（含陇东、陇西、陇中）两大区域。明朝河东地区的军屯最早见诸史载的是洪武三年（1370）平凉卫指挥秦虎率五千余士兵屯田西（安）、凤（翔）、平凉三地，人均分得屯田120亩，共计屯田160余处，3450余顷。明朝河州、岷州、洮州三卫有军户3万余，屯田1.2万余顷。临洮卫、靖虏卫、兰州卫有军户约1.5万，屯田0.8万余顷。巩昌卫、秦州卫有军户近1 万，屯田1.4 万余顷。庆阳卫有各边军士及民兵1.4 万，屯田0.4 万余顷。仅从上述记载以及推算的军屯数额看，明代今甘肃河东地区的军屯数额已近6 万余顷，若加上未被记载的军屯数额，则明代今甘肃河东地区的军屯数额约为7 万顷。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成绩，它表明明朝今甘肃河东地区的军屯是卓有成效的。

明代河西军屯是今甘肃乃至九边的重点军屯区之一，它对西北边防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河西诸卫所属于今甘肃省境内约6.16 万人。弘治前，正军维持在7万人左右，弘治以后，军士大量逃亡，实有军士降至4万人左右，嘉靖时又降到3.3 万人。河西地区由于“临边险要，守多于屯”，故大部分地区下屯正军的比例仅占到正军的55%，约3.4 万人。以此计算，明朝河西屯田军士在明前期维持在3.5 万人左右，明中后期则只有2 万人左右，屯田约1万顷至1.6万顷。

除正军屯田外，此时期余丁及军卒家属的屯田也发展成为军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德三年（1508），监察御史李璞奉命前往今甘肃各地清查屯田，其中甘州等12 卫、古浪等3 所屯田旧额为1.1 万余顷，产粮13.4 万余石；舍余人等屯田共1.5万余顷，产粮8.5万余石。

军屯的主要政策与措施 明初朝廷极其重视屯田，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加以贯彻执行，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屯田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军屯赏罚例、红牌事例制度、样田考较法。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红牌事例。红牌事例创于洪武朝，定制于永乐朝。永乐三年（1405），令各屯置红牌一面，将管理例则写刊于上，颁布全国，明代今甘肃亦行之。有关屯田管理的具体法规包括：第一，屯种的屯军务要趁时耕种，朝作暮息，不许推奸躲懒；管屯官不许离开屯所，谨慎提督，不许徇情纵放军人懒惰；要公平抚悉，一毫不许擅科，一刻不许擅差，亦不许无故虐待屯种的屯军。第二，凡强占屯田者问罪，为官者强占屯田要调遣到边卫带俸差操，属旗军丁人等强占屯田均发边卫充军，民发口外为民，管屯等官不用心清查者纠奏治罪。第三，屯军人等将屯田转与典主、卖主，俱照用强例问罪调发，管屯指挥等官知情不举或受贿容隐，一体参问。第四，屯田籽粒年终不完者，都司管屯、各卫所掌印管屯并屯种官员之家，俱各停俸。若一年不完，都司掌印、卫所佥书及首领官并按察司管屯官一体停俸；屯粮不完二年，三年以上，卫所管屯不必参奏，听管屯佥事提问，停俸比较。第五，不许听纵大小官旗私下役使屯军，亦不许依势刁顽；若有侵欺情弊，比照私役军人事例。每粮一分准军一名，五名以下降一级，以上二级。第六，本管官员如有指以公用差使为由科取钱财，逼令逃窜，以致屯田荒芜事发，听抚按等官奏拿究治。第七，弘治年间规定：律纵放军人歇役者，一名杖八十，每一名加一等，例则额设军伴之外，多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级。第八，凡不服本管官旗约束，破坏法纪者，定将犯人处以极刑，家小迁于化外。

军屯的管理机构与屯守比例 明朝军屯的管理组织与卫所管理相一致，即督率10 人屯田者为小旗，督率50 人屯田者为总旗，督率100 人屯田者为百户，督率300人以上屯田者有千户1人和副千户2人。千户以上有指挥使、都指挥使乃至五军都督。屯、堡是屯田的基本单位，屯始于今甘肃。洪武二十八年（1395），因甘州五卫军士分耕塞上，相距远者有至二百里，军不成伍，将吏不能朝夕督视，以致军士怠惰，所获不足自食。明廷准令一个百户为一屯，以便耕种。屯的设立一可改善“军不成伍，将吏不能朝夕督视”的状况，二可加强对屯军的管理监督，故此后“屯”遍设全国，于边地更是风行。堡是针对屯的防御能力较低而设置的，最初试行于永乐年间的宁夏。永乐二年（1404），成祖敕令总兵何福在今宁夏于四五屯内可择一中心屯筑堡，以便旁近四五屯辎重粮草皆集于此。无警则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则入堡固守，以待援兵。此后堡的设置推广至全国。堡与屯寨的区别在于堡可以筑土城，屯寨则不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城外濠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刍于内。每大堡设屯长一人，屯副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城堡大者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城堡小者只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

屯军受田额与上仓制度 明朝今甘肃军屯人均受田一份，一份通常为50亩，但也有受田百亩、70亩、30亩、20亩不等者。明朝的军屯，政府每月要给守城军士米1 石，屯田者减半，在边地者减3 斗。正粮上缴屯仓后，按月发给屯军本人，作为“口粮”；余粮上缴后作为本卫官军俸粮。洪熙元年（1425）更定税则，余粮减半，只纳6石。英宗正统初年进一步规定，正粮不再上仓，只纳余粮6石。至此，军屯的上仓制度基本固定下来。

民屯 民屯是由政府组织移民进行的屯田，其管理机构附属于各级政府。明中叶以后，随着西北边防形势的日益严峻，向边地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民屯随之在西北地区发展起来。正德九年（1514），督理陕西粮饷右侍郎冯清建议：“甘肃流民，岁久奠居，虽有出粮之徭，殊非良法，宜行守臣清查造册，量给官地二十五亩，照例纳粮，免去银差。”此建议得到“允行”。遂召集甘肃流民给田兴屯，既解决了流民衣食问题，又增加了国家税收。(www.xing528.com)

商屯 明廷兴办商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军屯所面临的资金紧缺问题。明朝今甘肃地区的边防之需和物资储备，仅仅靠中央政府的直接拨款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直接拨款的同时，明廷又依靠国家权力进行宏观调控，引导一部分私人资本流向边备，以弥补中央财政的不足。这种方式在明朝被称为“开中法”，即政府招募商人输粮（也可为实物、货币）或允许商人出资招人在边地屯种，就地生产，就近缴粮，然后由官府发给引票，凭引就场支盐贩卖。与此类似的还有纳米中盐、纳马中盐、纳布中盐、纳铁中盐、纳钞中盐、纳钱中盐等等。

（二）明朝今甘肃屯田的作用与影响

明朝今甘肃的屯田虽然从规模和数量上不及唐代，但明廷对于甘肃屯田仍十分重视，特别是河西走廊一线的屯田，其作用与影响是明显的。其一，甘肃的军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强兵足食”的目的。其二，明朝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不仅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而且使大片的草地、森林变成了农田，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在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区，屯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格局。从此以后，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开始发展起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汉族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到边疆地区。其三，明朝屯田使明朝今甘肃的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明朝初年，为了防边，将10 多万大军屯守于今甘肃，而且迁徙、招抚流民于边地垦种，使人口有较明显的增加。洪武初年，陕西三边还是“地广人稀”，永乐时已是“塞下充实，地渐开辟”。其四，经过屯田和移民，今甘肃境内一大批城镇发展壮大，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城镇，这些城镇大部分为清朝所沿袭并发展成为今天居住的城市，如洮州、岷州、河州、秦州、兰州、凉州、巩昌、渭源、安定、镇番、大靖等。其五，移民与戍边军屯田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被引入甘肃境内，如玉米、棉花等。

（三）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兴修水利 明代今甘肃水利的修建在各地方志中有相当多的记载，从洪武二年（1369）榆中县烽火岔及大河峡开渠灌田起，一直到明末，修建了许多水利设施。这些水利设施主要分布在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沿岸与河西走廊地区。明朝今甘肃黄河流域水利工程的修建是以兰州为中心，向上到达河州，下游到靖虏卫（今甘肃靖远县）。兰州虽濒临黄河，但由于黄河水位较低，在水车尚未使用前，引黄河水灌溉困难较大。因此兰州东、西两川良田菜地只能靠阿干河、五泉水、笋罗沟水以及黄峪沟水来灌溉，其中发挥主干作用的是阿干水诸渠。嘉靖年间（1522—1566），时任云南御史的兰州人段续将水车引进今甘肃后，很快得到广泛应用。黄河两岸众多水车浇灌着周围的农田菜园，其势蔚为壮观，以至兰州赢得了“水车之城”的美誉。明朝河西自然条件相对较差，水利是河西地区农业必不可缺的生产要素。河西走廊的水利建设以凉州卫、甘州卫和肃州卫为中心，相较而言，成效显著者为甘州卫，其次为肃州卫，凉州卫的水利工程明显较前两个地区要少。甘州水利之源主要为两大类：一为泉水，一为雪山融水。凡冬季多雪，夏季高温之年，南山（祁连山）雪融，河水、谷水及泉水皆饶裕而必得丰年，历代垦屯全靠引入上述水源进行灌溉。在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推动下，甘州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渠坝，如虎剌孩东渠、阳化西渠等，可灌田9200 余顷。肃州卫水利主要是利用讨来（赖）河、红水河与丰乐川之水，水源出自雪山，融化流入大河，分成渠坝，浇灌田地。明代在河西一带水利工程的兴修，为明朝政府在河西地区的屯田打下了基础，大量土地的开垦，使河西一带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如杨博巡抚甘肃时，重开甘州木龙坝的龙首渠，使当地屯田大兴，“人丁繁衍”。

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改进 明朝今甘肃地区创造性地发明了“砂田”技术。“砂田”又称“石头地”，主要分布在甘肃中部的兰州、皋兰、永登和靖远等黄土高原地带。这里土质瘠薄，有机质含量低，地势高寒，平均海拔在2000 米左右，昼夜温差大，作物生长期短，无霜期仅150 天左右，年降雨量仅300 毫米左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1500～1800 毫米。在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关键是控制蒸发量，而砂田技术正是在控制蒸发量上有其独到之处。砂田是甘肃农业生产技术史上一个独具匠心的创造，其产生年代大体在明朝中叶。砂田铺设的方法是在耕地上铺上一层沙砾，厚度约30厘米。砂田的寿命一般为20～30 年，每铺一次沙砾可连续种植十余年。在此期间，频繁的土地耕翻可以免去。砂田由于地面覆盖沙砾，可以防止日光直接照射土壤，显著减少水分的蒸发，而且雨水还可以沿沙砾缝下渗，避免雨水冲刷造成地面径流，最大限度地收蓄雨水。因此，“砂田”不仅具有保土、保水、保肥的作用，还能调节地温，改良土壤，防止耕作层盐碱化，避免风暴危害表层土壤，为农作物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正常情况下，砂田上种植的棉花比未铺砂田的土田产量高出50%～80%；谷物类的旱作砂田比未铺土田高出1～3 倍；水砂田比水浇地高出0.5～1 倍。由于铺砂田的成本较高，所以新铺的水砂田一般种植瓜类等经济作物，以后才以粮食作物为主。砂田种植可稳产高产，其栽培瓜果，质量特佳，驰名中外的兰州白兰瓜、迟水桃、大接杏、冬果梨、软儿梨等都出产在砂田上。兰州素有“瓜果之城”的美誉，与砂田的栽培有着直接的联系。

甘肃地区农业生产的制约因素 尽管明朝甘肃地区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有许多不利因素制约着农业发展。首先，脆弱的自然环境是制约甘肃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甘肃大部分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小，空气干燥，不适宜农业生产。特别是河西地区，星罗棋布的绿洲被四周的戈壁荒滩和沙漠包围，而滥垦滥伐和过度开垦，造成了植被大量破坏，沙漠化越来越严重，这使得原本就已非常脆弱的河西生态环境变得愈加脆弱。其次，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甘肃的自然灾害种类繁多，主要有地震、旱灾、冻灾、水灾、风灾、雹灾等，仅洪武年间（1368—1398）发生在甘肃地区的自然灾害就有50 次。从正统二年到弘治二年（1437—1489）的52 年间，甘肃仅雹、旱、水、霜、蝗、风等特大型自然灾害就有13 次之多。一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必然造成大量人员严重饥荒，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再次，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乱给正常的生产带来严重破坏。明代，蒙古封建主雄居北方，双方经常因各种原因发生争执、冲突甚至战争，从而导致边民迁徙流浪，人口减少，田园荒芜，生产停滞不前。

（四）明朝的马政及甘肃畜牧业的发展

明朝今甘肃的畜牧业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明中叶以前官营牧马业的发展。明朝今甘肃地区的畜牧业首先是为抗击蒙古服务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马匹资源十分匮乏的朝代之一，战马的来源一直是政府关切的要政。永乐年间全国各镇拥有军马34 万余匹，绝大多数分布在北方各镇，其中甘肃镇拥有军马约3万匹。万历年间（1573—1620），全国各镇拥有军马数下降至28 万余匹，其中甘肃镇拥有军马约2.2万匹。明朝军队作战所需要马匹的来源除通过与藏区的茶马贸易、朝贡贸易，以及从西域诸国的朝贡贸易中获得外，在西北地区设立苑马寺饲养和繁殖马匹也是马匹来源的主要途径。明朝河陇各地无论“中盐”“中茶”，所得之“茶马”“盐马”，除一部分直接拨付军营使用外，另一部分则留在苑马监饲养孳生，以备调用。永乐六年（1408），陕西、甘肃苑马寺共辖12监48苑。其中甘肃苑马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以及石羊河、大通河、湟水、黄河上游一带。陕西苑马寺大致分布在今甘肃的榆中、临洮、陇西、通渭、会宁、平凉、庆阳及宁夏、陕北一带。苑视地之广狭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若平均以每苑养马五千匹计之，应有24 万匹之多。明朝今陕西、甘肃官营牧场上主要的劳动者是隶属于军事系统的牧军。明制官牧之地曰草场，或为军民佃种曰熟地，岁征租佐牧人市马。明朝今甘肃官营牧业在明中后期开始衰落，这与当时的军事形势有密切关系。明中后期西北蒙古势力在河西等地的活动，使苑马寺经常被劫掠，官牧各苑在烽火警报中自然无从发展。加之茶马贸易的衰落，马源短缺，最终导致陕甘大部分监、苑被裁撤。正统二年（1437）前，陕西苑马寺之威远、同川、熙春、顺宁4 监16 苑已被裁撤；正统二年（1437），甘肃苑马寺6监24苑全部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