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这个地方，可能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有一个现象，用迷信说法，它的“风水不好”，北面叫北平抽了去，南边有上海拉了去，即便出现了点人才，也是墙内栽花墙外开。好象有那么一堵墙，使得墙里的文化有翅难展。譬如，曹禺发祥在天津，他的名作《雷雨》、《日出》，都是天津的素材，但是他第一部作品《雷雨》的版本，并不在天津出版。原来天津这个偌大的商业城市，却没有一个象样的出版单位，除商务、中华而外，也没有遍布各区街的象样的书店。在繁华的英、法租界只有一个专售新书的天津书局，售外国书的伊文思书店，还有就是天祥市场里的旧书摊了。抗战前在国民饭店楼下开了一个知识书店（今生成西药店），出售一些新书，为时不久即关闭了。
出版发行业的不象样，是由于文化事业之不象样引起的，也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因此，天津的文艺活动总是没有联系的个体的活动。从个体看，是有人才的，一个个的“个体户”离开天津，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了名家。譬如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李叔同，在天津并没有形成一派力量而发展起来。又如王襄、陈邦怀那样的文字学家，并没有在天津文化界竖起大旗来；刘子久、刘奎龄那样优秀画家也并没有名闻国内。华世奎应当是书法大师了，如今知道的也不是十分普遍。李石君之指画是偶然得到海外的欣赏才提高了身价。至于新的文艺家更没有在天津活动起来，有的弃新而趋旧，去搞言情小说或武侠小说，如刘云若、宫白羽，但他们的作品却不如上海的向恺然、北平的张恨水叫得响。问题还不单是天津没有一个出版机构，也由于人是散沙式的，老死不相往来。宫白羽、刘云若最早为《东方时报》副刊《东方朔》写稿，吴秋尘办《东方朔》确是联系了不少青年文艺爱好者，可惜的是，这些人当时没有横向联系，《东方朔》一停版，便散了。一大批人还是散沙，没有联合起来成为一个青年文艺组织。
一直到三十年代末期，青年文艺工作者逐渐有了小型组织，但还是没有更多的横向联系，即使几家大报的副刊，也是各自为政，各自争取自己的作者，争取自己的读者，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如《大公报》的《小公园》，《庸报》的《另外一页》，《商报》的《杂货店》——后改《鲜花庄》，《益世报》的《语林》，四种报纸，各自一套）。同时各大、中学校文艺青年也无何显著联系，形成小组织的各自活动，也成立诗社之类，出版刊物，但忽生忽灭，不能持久。最后海风诗歌小品社和《益世报》的副刊《语林》关系较密，而草原诗歌社则与《庸报》副刊较密。《庸报》副刊《另外一页》的编者姜公伟，倾向于新文学评论，介绍了俄国文学评论家及西方一些比较进步作家，作者有张鸣琦等人，文章多长篇大论，理论性较强。《大公报》的《小公园》，原由何心冷主办，以散文为主，其风格不甚明显，文章多趣而欠深刻，只有一个时期蜂子（即韩麟符）发表了不少诗文，则有一定倾向性。
天津文艺青年一部分逐渐靠近《益世报》的《语林》版，他们是卢刚宓、张稚心、邬山女等人，接着便是邵冠祥、徐寿云、曹镇华及海风诗歌社的一些成员。这时左翼作家王余杞也是《语林》主要的写稿人。海风社每周在徐寿云处集会（上海新华银行天津分行，在天祥市场北面，今长春道），我和王余杞也经常参加。这样的集会，也就是革命文艺青年的初步组织所谓读书会了。他们在1936年10月出版了《海风诗歌小品》，又出版了一个杂文刊物《孟子》，发表诗歌和小品文，以团结抗日为主导思想，和北平青年作品的旨趣是完全相同的。他们的作品也不时在《语林》上发表。王余杞除发表一些短文外，为《语林》写了长篇连载《海河汩汩流》小说，通过写一个世俗的商人，反映天津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下的生活状况，着重以海河浮尸案为主要关目。当时天津海河不断发现浮尸，显系被害者，但始终未有破案的报道，据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秘密修筑工事，浮尸即是被害的苦力。因此，《海河汩汩流》在当时影响很大。王余杞本人，在天津文艺界很活跃，他编辑了文艺刊物《当代文学》，这是罕见的天津出版过的大型文艺刊物。前此，天津也出版过文艺刊物，如1927年出版的《一炉》1934年出版的《天下篇》，但都不是单纯的文学刊物；前者文章在新旧之间，后者则系纯杂文刊物。这些刊物没有出版到半年以上的，主要由于资本小、销数低，而内容又是高不成低不就，在群众中南不如上海，北不如北平，同时没有有力量的发行组织，这就注定其站不住。还有，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些刊物出版时缺少一种浓厚的政治气候使得文艺能够热烈地反映当时人民大众的政治要求。当然，这类刊物内容杂一些，格调差一些，但不是腐朽的没有朝气的东西。
至于另外一种“名士”组织的什么《维纳丝》、《南金》之类，专门研究缠足的《采菲录》，研究《金瓶梅》的《瓶外厄言》，都 于天津这地方文化界出生的怪胎。但是这一类人在天津文化方面却占了一个角落，仿佛是有名人焉。如姚灵犀（《南金》的主办人）、王伯龙（《维纳丝》主办人）、吴子通（一个写旧诗的人）等。如果说，在旧的诗词方面，他们也还算是能手，在思想方面，则差一个世纪，不能不说是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古董。
抗战的呼声，唤起了文艺青年，他们开始组织起来了。在三十年代中叶，组织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在全民抗战这一方向上团结起来是无法阻挡的，这个可喜的现象只是在昙花一现时，天津便沦陷了。但是，这个传统却保留下来，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上出现天津文化人联合会的组织，出版了刊物《文联》，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对内战。
天津文艺青年的所在学校，一般知道的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女师、北洋大学。而在三十年代比较活跃的文艺青年，则有不少是铃铛阁中学、扶轮中学、水产学校等校的学生。三十年代，铃铛阁中学的学生出身成分一般较低，学校的教学上不似南开那样严格，这就使爱好文艺的青年有更多的时间搞文艺。天津小说家刘云若是早期扶轮中学的学生。三十年代，铃铛阁中学又有一批青年通过文艺活动而参加了革命。解放前，不少搞地下工作的青年也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现在在天津的老干部中，有不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当然，南开中学也不少。在抗日战争前，水产学校、扶轮中学、工业学院，也有一些在文艺工作上有活动的，如邵冠祥、冯贯一（两个人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不管他们是什么政治身份，在从民族的角度说，都是死于敌人屠刀下的。冯早期署名“天华”，也是抗战前《语林》的写稿人（当时他在工业学院）。另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写作力量，如宋匡我（署名司马中）、吴丙辰、王鸣凤（即阿凤）、邱思奋（署名默夫）、张守谦（署名稚心），已经故去如宫白羽、江梦薇、左小遂、杨轶伦等人。
邵冠祥等人的活动，成效是比较突出的，《语林》当时也是海风社的宣传阵地。1936年10月，他组织的刊物《海风诗歌小品》出版，《语林》进行了报导，接着发表了介绍文章。当时，我曾于是年10月12日，在《益世报》的副刊《语林》版，发表了一篇《〈诗歌小品〉读后》，主要是介绍它的内容，今特附录于下：
在一个书铺的窗前，发现了一本新杂志《诗歌小品》。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吧，《语林》曾登载过这个刊物的借地征稿启事，经过了不短的时间终于在国庆日出刊了。我想，在国庆日出刊是有着相当的意义的。因为，国庆在今日，已不是只热闹地庆祝一下完事的了。固然这是一个值得庆祝、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当我们想到二十天前的更值得纪念的沉痛的日子，便觉得怆然了。现在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们已逐渐采取了一致的步伐。《诗歌小品》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在使人慷慨悲歌的国庆日里诞生了。它不只是点缀歌诵这个太平景象，它是应当有着警醒领导群的作用了。
天津的文艺界是比较寂寞的，几乎没有产生纯文艺的刊物，《诗歌小品》就在这寂寞的空气里出现了，象在静水里掷一块重石。它至少给本市的文人们一个刺激，一点兴奋，使他们努力联合起来，这是好的现象。
《诗歌小品》的内容和名字一样，包含着诗歌和小品文。固然，里面的许多作者是既未戴着诗人的桂冠，也没有顶着大师、文学家的头衔的，但在这短短的二十几首诗和几篇小品文里，我们已经找到了许多佳作。在诗歌里如：“泪干了，还有血，好在黑影会掩去血红。哭，哭他个痛快，不怕从坟底哭出鬼来！”这是怎样悲哀愤怒的句子，人类已不能再忍受在这个世界所受的压迫了。有的人希望和平，而有的人则渴望更大的风暴。“爱也好，憎也好，一切都随你。海上的浪潮可不能太低……但愿那狂风更残暴，更倔强，不愿它和云波表示半点亲昵。”大风暴过后才能有和平，而抵抗这风暴是需要共同奋斗的。它告诉我们：“兄弟们，紧紧地挽起手来，用力！我们要把血和肉的堡垒筑起。不管你是男，是女，是学生、老总，作工还是种大地，只要你不愿做奴隶。你有钱，你就出钱；没有钱，就拿出你的力气！我们的堡垒要钢铁一样坚实，来共同把我们的敌人防御。”——把血和肉的堡垒筑起。这些都是反映时代的东西。幽默文学，讽刺文学，已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了，我们不能只以会心微笑和一点快意的感觉就满足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大声疾呼切合实际的文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的。
有许多人认为小品文字是很容易写的，因为小品文是散而杂的东西，只要东拉西扯，拉杂写来就行了。我觉得，写小品文固是容易，但很难讨好。写小品文是需要紧张一贯的思想，清隽而带诗意的情绪，简单的内容和流利的笔锋的。它的难写处就在太冗长了则空泛散乱，而太短了则又难发挥尽致，至于内容的选择，更使作者困难，不易落笔。在这十几篇小品文里，《秋的三个日子》寓庄于谐，取材谨严，作者是老于此道的了。其他如用清淡的笔调写出的《我的小书屋》和社会描写《暑中留痕》、《高柜台》等，都相当的深刻。总之，我们对于这个新的生命的诞生，是应当认为满意的。
文艺是思想情绪的表现，并有着宣传的作用的，所以文艺是传达人类思想情绪的工具。我们可以从一篇文艺里得到悲哀、愤怒、喜悦、趣味和刺激、兴奋等感情，使我们的思想行动都受其影响。自然，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和这个时代有关系，而文艺的价值也要用时代去衡量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联合、反抗、悲壮、愤怒的作品，这里已都具备了。但我仍不满足，因为那太少了。我想，无论这本杂志怎样成功，无论读者怎样满意，在编者和作者方面，也应觉得不满足而更加努力的。现在办一个刊物是很难得的事，编者一方面要抓住这个时代，而另一方面又怕这个时代的恶魔咬了手。所以对于选择稿件，我们应当谅解编者的苦心的。《诗歌小品》里有前进的文字，而同时也有只是性灵的技巧的空虚的东西。发刊词上说：“我们极欢迎对于有生活反映的现实作品，内容取材应该自由与广阔，当这国情危重的时代，除了救亡的呼声外，我们也得暴露时代的苦闷。”这里面有着编者的苦衷，不过，在可能允许的条件下我们希望它能尽量代表大众的呼声。
鲁迅逝世，文艺青年震动极大，大家为失掉伟大的导师而哀痛。当时天津的大学里，纪念鲁迅的活动声势不大，有的还在排演莫里哀的剧本《悭吝人》。这时激起了海风社青年的不满，有人在海风社办的杂文刊物《孟子》发表短文，指责了大学中这种现象。其实，今日看来，这种情况，只是说明了当时天津文艺界的分散性，遇事动作不齐，力量薄，声势小，有时互不谅解，不了解其它文艺组织的特殊地位及其相应的活动方式，即贸然批评指责，实际是主观、偏激，而不能很好地团结。最终邵冠祥为举办纪念鲁迅的集会，被日方搅了会场，邵随后遇害。（当时情况是，邵为组织纪念会，有人介绍，借得河东特别二区市立二十九小学——圣慈庵小学，今河北区建国道民主剧场以西。会开了不久。有两个日本人进来，自称日本人也是很崇拜鲁迅，因此也来参加，并问主持人是谁。邵无法拒绝，只好让了进来，会便草草散了。次日，邵在寓所被绑架。后来他终于牺牲在日人之手。与他同时牺牲的，据说还有诗人曹镇华。）海风社从此结束，不久，天津即告沦陷。(www.xing528.com)
海风社发展的较快，不但出版了《诗歌小品》和《孟子》两个刊物，还计划出版一些人的作品，在已发表了启事定期出版时，“七七”事变爆发了。这些作品集是：
《在大龙河畔》 张秀亚
《旅歌》 邵冠祥
《黄花集》 吴云心
《故乡无人》 虹 飞
《白莹诗集》 白 莹
《战曲》 江岳浪
《天桥》 王博习
《这所大学校》 刘西蒙
《题未定》 田 涛
《五人五十页》 徐寿云 罗诗汀
从上面情况看，海风社的发展趋势是很有前途的，邵冠祥等人当时活动力很强，一些青年的文艺思想，统一在团结抗日的革命旗帜之下，和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呼应。同时还有其他文艺力量，即如东亚毛纺厂办的《方舟》、赵广吉办的《牢骚》、草原诗社的《草原》，其内容或多或少地渗入了一些团结抗战思想。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可能加强横向联系，各报刊可能互相通气，大学文艺活动，可能冲出校园。相信再有一年，天津文坛会继北平之后蓬勃发展，它将改变文风不盛的散沙式的局面。可惜的是，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未容得它再发展下去，邵冠祥牺牲了，青年离散了，天津文坛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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