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校初级班：王叔铭、王卫民、章姓队长、机坠梁继尧

初级班主任王叔铭（黄埔一期生），副主任王卫民，第十一期学生队队长姓章（浙江人，黄埔六期生）。新盖的营房在机场附近。敌机常到柳州机场轰炸，每批一二十架，投弹有破坏弹和杀伤弹。弹片飞出二三百米半径内，擦着地面飞向四方，机场草地都被扫平。这里都是初级教练机，只能在地面疏散掩蔽，不能迎战。因预行警报及时，也没有大的损失。

这段训练，除有时进行一般队形教练外，主要在课堂进行地面学科教育。有航空学，介绍飞机的性能和驾驶初步知识；机械学讲解飞机构造和发动机工作原理等基本知识。我们的课余生活也很充实，以南开同学舒鹤年为首的三十余人的歌咏队，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政治部带领下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观众情绪振奋，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那时柳州市江边停着几艘运飞机汽油的大木船，有一天夜间被汉奸破坏，满载汽油的船突然爆炸，大火冲天，江面上流着燃烧的汽油，顺流而下，来不及躲开的小木船，一下子被火包围而烧毁。

1938年冬，航校初级班由柳州移至云南大理附近的云南驿机场（属祥云县），住在几座大庙内。此地人原籍都是南京应天府，明末由吴三桂带到这里逐渐发展起来的。地处偏僻，很少与外界接触，商品流通全靠马队，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上千匹，马身上系着铜铃，插着镖旗，保镖的带着长枪，街上设有镖局，赶街买卖还用老铜钱，物价便宜，一角钱可买一挂猪下水。当地青年不要说汽车、飞机没见过，就连自行车也没有见过。

这时初级班主任换了蒋孝堂（蒋介石之侄），教育长张有谷，王叔铭任教育处长。由于飞行器材和各种设备均未运到，我们只在课堂学习航空学、机械学、空气动力学、气象学等。气象学教官是当时很少见的空军少校，讲得很好，使同学受益极深。据说他就是有名的科学家竺可桢。三个月之后，运来五十余架初级教练机，1939年春，才开始飞行训练。这是美制的双座飞机，只有五个星形汽缸，速度很慢，巡航速度仅60哩，三四十哩的时速飞机就离地面起飞，开车时无起动装置，要用手搬动螺旋桨，与驾驶舱内二人合作，才能开车。飞机起落虽不用跑道，但机场不大，五十多架飞机难于同时练习，我们分成两个分队上下午轮流教练。开始由教官带飞，感受上天的情况，逐步适应，教官做平稳动作，或带领做翻跟斗的猛烈动作。一般学生带飞七至十二小时后即放单飞。我是十小时工夫就可以放单飞，是小组第一名。单飞时非常高兴，还在空中大唱《满江红》歌，我还偷偷地把我养驯的小松鼠带到空中放在膝上。(www.xing528.com)

大多数学生都放单飞，起落次数频繁，易出事故，决定分一半学员到楚雄机场，这样上下午均可训练。初级飞行训练科目：起落、大中小转弯、螺旋、水平8字、慢8字、翻跟斗、半个跟斗、快滚、慢滚、上升转弯，……直到编队飞行等全部空中动作。

1939年夏，物价开始上涨，比在云南驿增长十几倍，我们空勤伙食越来越差，曾有两个月天天吃的完全是山芋，以致营养不良。我在一次单飞做半个跟斗动作，首先要有较高速度，俯冲时加大油门，当拉起操纵杆翻滚时，突然眼前一阵发黑，浑身发凉什么也看不见了，心里明白就是一点也动不了，处于半休克状态，过了十多秒钟才开始清醒，发现飞机正侧身冲向小山头，我赶快拉起飞机，险些机毁人亡。

在初级训练结业前，我要好的同学梁继尧，在一次飞行中撞到大理的城门楼上，机坠人伤，抢救不及时而亡，年仅19岁。我和南开同学韩惠林等人，把梁继尧的遗物交给在昆明他的大哥和姐姐。回途中我们悲怆不已。

初级班来了五名美国教官。专门负责云南驿和楚雄两地学生驾驶技术的考试。实际上这五人没有一个是正式飞行军官，只是短期学过驾驶，技术相当差，却掌握考试大权。他们要求学生降落时要三点着地（前两轮为两点，后尾橇为一点）。驾驶员在落地前，关闭油门后在航线上平稳下滑，很好目测地面距离，离地面很近时，适时拉平飞机，保持一段平飞，当感到飞机正要失速时，向后拉满驾驶杆，使飞机三点同时着地，但这对初学的人是比较难。一位美国教官示范，落地时因测地距离不准，动作时机不当，以致两个前轮着地三次弹起，最后两轮又分别先后着地，落地后又不能控制直线滚行，立即打了个360°的大地旋。总共落地八点半次，使机翼擦了地面而擦破，学生给他起个外号叫“八点半”。这个拙劣的动作，就是初放单飞的学生中也是少见的。这帮家伙特别主张天才教育，说什么“驾驶技术必须有天才才能学成”，“在美国初级阶段要淘汰三分之一，中国非淘汰半数以上”。这种论调和主张，是认为中国人低能。我们入伍二百五十多人，驾驶飞行前体格检查淘汰了十分之一，经过初级阶段顺利结业者，不过一百多一点人，实际是百分之六十以上被认为无飞行天才而被淘汰，我在临结业最后一天考试也被淘汰。